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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自传体名篇《同情中断录》

民国文艺 2017-12-27 13:55:20





他旅行  他回来

他经识了废墟的晕眩

驼铃的寂寞

帐下寒冷的醒寤

同情中断了的辛辣


——福楼拜《情感教育》







“这里位子满了,你走错教室。”


我一扬点名册,平静地说:“我的位子在这里。”便步上讲台。


满堂营营然的笑——他们以为我是新来的插班生,我年龄与学生相近,状貌亦稚气未泯,较之全校老成持重的教师们,确实一无似处。


课后,学生们扈拥着我,在廊上问这问那。


“我讲的你们还喜欢听吗?”


“很好,使我们不爱美术的也爱起美术来了。”


“你讲的美术与我们以前知道的不同,我想,你讲的是真的。”


“老师,你是第一次上讲台吧?”


“何以见得?”


“你看了两次手表。”

 






教师宿舍的后面是游泳池,学生们自然而然到我的小客厅里来聊天饮茶,游泳之后总是饥饿,我不能不多备些糕饼点心,看着他们贪吃的模样,我颇有一种成就感,继而看画册,听唱片,直到晚膳钟响才散去,而夜晚,他们还会来,宁可放弃“夜自修”。


如此则弟子逾三千,贤人倒并非七十,大约有十来个,渐渐显出他们对艺术的爱,以及对我的诚。


人的青春期,与其说是容易感受美术,不如说是容易感受音乐,或者索性说,“青春是音乐性的”。


十来个人中,后来有半数就以音乐为事业,而当时,他们是对音乐漠然无知的高中学生。


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当地简称“杭高”,校风严正克实,师资都是大学教授水准,校舍是科举时代的“贡院”,昔者试士之所以曰贡院,府州县学生员之学行俱优者,有副贡拔贡优贡岁贡等名,经贡院试乃升入太学。而我在这里任教,纯为生计所迫,不意莘莘学子间,颇有矢志追随者,我想,艺术的道路需要有同行的伙伴,与其敳等“朋友”的出现,不如亲手来制造“朋友”。


我的年龄是二十刚出头,他们则还不到二十岁。


人生,可说是乍开门,下台阶,还未踏上路。






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苏联的电影、歌曲、文学译本,滚滚而来,而旧俄的人文精萃也就此从锤子镰刀的夹缝间畅流无阻。


我传述了王尔德对纪德说过的话,俄罗斯文学是伟大的,悲天悯人,尤其是杜思妥也夫斯基*,也读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以及纪德与罗曼罗兰的论战。


春去夏来,一学期过完,我也本能地“觉醒”:必须离开杭州。


西湖风光好,浙江食品合口味,但我会沉沦在平和的朝朝暮暮中,没有人会认为平和就是沉沦,所以更可怕。


暑假开始,校长亲自送来下学期的聘书——我婉言辞职。


五十年后自己回顾前尘,也代人回顾,清楚看到,人生事业的成败,第一因就在于“择场”,选择适合你发展的场地,但当时年纪轻轻,何能远瞩高瞻,那得靠与生俱来的本能,小海龟脱出蛋壳即往海水爬去。


法国则巴黎,英国则伦敦,中国,我唯一的去处是上海。


一九五〇年夏天,还有物力供我上莫干山的别墅幽居避暑,绿竹丛中一幢苏格兰式的白石建筑,客厅、画室、书斋,卧房的窗下我也安了小桌,写信写日记的,墙上贴一纸条,我手书的福楼拜的话:


“艺术广大已极,足可占有一个人。”


在杭州的学生朋友,每人每周至少来一信,长长的,自己愈见佳美,因为都在用功临帖,各宗一家,似乎悄然已入门径。


那些信都是散文诗,遣词造句,风调初具的样子,真要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了。

 

国庆假期,他们上山来,那是前几封信中说了又说的。


旅行、登山、寻师访友,一举四得,秋游之乐无过于此。


而我是寨主,款待这批兄弟很不容易,山下无市场,只有杀了两只鸡,倒是他们带来鱼鳗虾蟹,晚宴是空前绝后地丰盛了一番,山居生涯哪有河鲜海鲜可尝。


莫干山离杭州也有两小时车程,传说干将莫邪在此炼剑,有“剑池”遗迹。夏季清凉,成了避暑胜地,西式别墅红红白白,坐落在茂林秀竹之间,而老旧的石级岪道犹可供上下,那又是松涛浩浩巉岩森森,别有亘古如斯的逸趣幽色。


峰峦是前后相距的,刚才我在等候时,望见他们出现了,人影小小,远着哩,我爬上大石之顶,挥臂呼叫,那边的小影子也都挥臂了,山气日夕佳,轻云飘迻,鸟雀啁啾,望着那串小影子时隐时现地绕道而来,心中一片欣欣然的空白。


他们一个不缺地站在我面前,七种不同的笑容是同样的。


他们爱好和专长:


维珂——声乐 作曲 文学


齐弘——大提琴 散文 诗


敏特——钢琴 作曲 文学


纪蒙——作曲 哲学 书法


韦仲——小说 作曲 评论


乐济——绘画 英文 梵文


客西——文学 哲学 神学



老上海美专,木心(右一)




安德烈•纪德在他的《地粮》中,借奈带奈蔼之名,宣示“要爱而非同情”,我读此书时正好是奈带奈蔼的年龄,故而以为然,以为可信,可期,也可付出。


五个十年过去后,谁是奈带奈蔼,谁是纪德,都要慢慢地想来,才要问: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爱,如果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爱,那岂非只有同情了,而同情是容易中断的,始料未及,突如其来,所以使人深感辛辣。


“如果改为同情中断了的悲哀”或“同情中断了的痛苦”,那就完,那就文学也中断了,福楼拜是“一字说”的主张者,自己动笔,果然准确无误地找到了那“唯一恰当的词”——“辛辣”。


我的幼稚而好奇的一念是:福楼拜怎么也会经识到这个奥秘的感觉,是谁对他中断了同情?

 

《情感教育》的结尾,男女主角久别重逢,真的由爱而转化为同情,可见小说的作者是想了开去,想到世界、人伦的宏观状态,故意用晕眩的废墟、寂寞的驼铃、寒帐的醒寤,来衬托这一局“同情中断了的辛辣”,这就远远超出狄更斯之上,甚至哈代也会感叹: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


男主角弗赖特律克终究是个凡夫俗子,恐怕未必觉得着多少辛辣,痛感辛辣的应是真挚人,“真挚”与“辛辣”成正比。


福楼拜恪守“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的精神道德(也是个方法论),而终于在这里露了一笔,这真叫“炉火纯青”。


艺术家不完全只许由艺术说话自己不说话,候在刀口上,艺术家自己也好说上一两句的。

 





莫干山上的会聚又怎么样呢。


我们在山路边斫了一枝硕大的剑蔴,置于客厅中央,每片浓绿的阔叶上,各竖一枝蜡烛,花柱上耸,开满白朵朵,烛光围照着,纯洁温雅清香不绝。


他们走后,我整理房间,觉察卧房墙上的纸条有异:


“艺术广大已极,足可占有一个人又一个人。”


添了四个字,揣摩笔迹,是齐弘。


是齐弘,我不以为忤,憨娈可人,而且这是何等大事呵。


但冬天来了,寒冷和贫困使我必须下山找职业,同时这些学弟也都要准备投考大学,我们一起到了上海。


我们年轻时所遇上的朝代是平凡而诡谲的,成名成家理应是高尚志向,却被指斥为“往上爬”思想,是错误的、反动的,好像是犯法的,但天天有人成名天天有人成家,又不知是怎么个爬的。


 




上海居,大不易,虽不易,岂肯离。


画舞台布景,画医学挂图,像三十年代的黑白影片中的那句经典台词:“不,我们要活下去。”打了半年临时工,不行,还得固定下来,才能执著艺术。


翻报找广告栏,浦东某私立中学招聘美术教师,如能兼教音乐,优先。


我不愿当教师,生活逼我重操旧业,而这家私立中学环境优美,又近海滨,可以暂且安身,再作道理。


我从小就想定了“一辈子不工作”,任何工作都是下贱的,飞鸟走兽爬虫游鱼都不工作,我为何要工作吧,因此我工作起来就十分认真周到,我要以工作为手段,达到不工作的目的(后来我是达到了目的)。


而那时,学弟们已相继考入了大专院校,寒暑假复得会聚于浦东,漫步于海滨,音容笑貌显得成熟些,也缺掉了鲜活,灼热。


巴尔札克*伟大,司汤达尔*深刻,福楼拜完美。


齐弘与韦仲刚读完《情感教育》,感叹结尾结得真是好。


齐弘说:


“那是像交响乐的最后一章,压轴的几下子大扣弦,重重地敲下去,才好结束。”


韦仲说:


“这一句有两种读法:『同情中—断了的辛辣』,『同情中断了—的辛辣』。”


“当然是后一种啰,如果是前一种,那有什么意思,那还算什么福楼拜。”齐弘从床上起来,走了几步。


“我知道是后一种,但有人可能会读成前一种。”


“那是窝囊废。”齐弘走去倒在床上。

我说:


“最好找了法文本来,这个『辛辣』实在下得好,不知在法文中是怎么一回事,李健吾的译笔是健的,他自己的著作有一本值得看,叫《福楼拜评传》,好就好在他用了大量的参考书,汇集了各家对福楼拜的论述,省得我们奔走寻找。”


齐弘对我一笑。


我回书房取来这本书,是有意藏起来的,先要把原著读熟,才可从容看评论。

 

一夜,人多了,齐弘、维珂、敏特、韦仲……我在楼下听到热闹,他们又在论衡古今艺术家之大小厚薄,我便上来踏入他们的“论坛”,我说:


“定三条要求:一头脑,二手段,三心肠,头手心,也就是思想技巧情操,三者都上上,是一流人物,三者缺一,二流人物,三者缺二,或者都平平,不入流,即使当时风光,传不长的。”


评议进行得颇公正,有争执,辩难,卒趋共识。


列夫•托尔斯泰头脑未免太那个了,但他又无论如何是第一流大艺术家,怎么办,便称作“伟大的例外”,反而见得他的“手段”和“心肠”是多么了不起。


河海小楼,窗下芦苇萧萧,友谊的长谭,艺术的小弥撒,几年后就被座中一人检举——“反动小集团”,为首者当然是我,抄家,拘留审查,说来说去不过是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爱艺术是要代价的,第一次我是这样付了。


 



以“十年”来划分人生阶段是普遍合式的。


六十年代,我转为美术设计工作者,进而担任某些形象工程的总设计师,流动性就很大了。


学生兄弟们各奔前程,音讯寥落,有的连地址也遗失,或迁徙不复来信——“艺术道路上的伙伴”,初衷的真实的,现实是虚妄的,更有甚者,往反面反方向鼠窜而去。


维珂——浙江武康人,幼年丧母,父性暴,为政府处死,两个哥哥是有职业的。


我入“杭高”不久,在图书馆中见他阅着柴可夫斯基的《我的音乐生活》,谈起来知道他非常爱音乐,想学歌唱学作曲。


维珂常来我宿舍聆唱片,斯文多礼,声言恳切,所涉稍深,知道他学费生活费都极困难,我便每月接济他。


我到上海,维珂也随之而来,说准备投考上海音乐院,忽而有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人玩弄了他,忽而那女的去北京他也跟了去,来信说正在下苦功,有望进中央音乐院,无奈日子艰苦得快要断炊了。


着即筹措,得款速寄,我也来不及细想究竟,只指望他入了音乐院就一生定局。


维珂早就施出鬼蜮伎俩,他盗窃了我在杭州的藏书,卖钱自肥,还把一套精美的莎士比亚全集送给了那个女人,他去北京时又连骗带偷地拿去了法国版的罗丹雕塑集,意大利版的米开朗基罗全集,和一条美国货羊毛毯。


藉偷窃诈骗以营生,然后成为音乐家,这样的轶事我是没有听说过,只闻知音乐家在欧洲旅行所携行李免于检查。


骗子的一个绝招是“认亲”,他在北京认了一个干姊,住在她家里,又认了一个干妈,想跟她到香港去,又认了一个俄国兄弟,计画一同回苏联。


北京混不下去,再来上海,在地区文化馆辅导合唱团,与一姑娘投奔新疆建设兵团,算是结了婚。


我早已不是维珂的老师,而退为他丑剧的观众,忏悔录该是我写的,怎么我就被他利用得如此透彻,我的软弱愚昧一至于斯。


我总以为行骗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庸讵知是行骗成癖浃骨沦髓,骗子决不徒劳,没有骗的作用和效果的事他是不做的。


某夜,一个女子携着两个男孩找上门来,自报是维珂的妻子,边说边哭……


“哭什么呢,他骗我是骗完了,骗你还没有骗完。”

 





敏特——父母在香港。如果不遇到我,他是不会学音乐的,他实在不是一块艺术的料,然而他追随我特热心(也真是恶因缘),在我们这个有形无形的团契中,敏特是大管家,吃、住、旅费、借书借唱片,他总有办法满足大家,他明显地没才气,也清楚地知道凡事少不了他。


敏特考入上海音乐院作曲系,本是“一劳永逸”的好事,不料在政治运动中他遭到了审查,原因起于他和几个同学办的刊物,一追根,我成了该刊物的幕后操纵者(我从未见过此刊物及他的同学)。


我以为敏特不会诬陷我,后来在一次音乐会上与他见了面,那副羞惭无地的狼狈相,使我惊觉:他为了解脱困境,将一切问题都往我身上推,否则,他怎会如此狼狈慌张。

 





客西——四川口音,初见令人叹一声“小伙子多帅”,穿着很体面,伯父供养他,因为双亲已去世——伯父在美国,富豪,无子女,将立客西为继承人。


中等身材,丰肌劲骨,大男孩说四川话最好听。


谈文学谈到了新旧约,我惊讶他对四福音书的详熟,问他是否是基督徒,他甜涩微笑道:


“她是基督徒,我跟着也就信了。”


他曾带她一同来看我,轻灵敏慧的姑娘,他们将在美国的教堂举行婚礼,我想。


隔时两年,客西来上海浦东会我,神色大异以前,几乎换了一个人,问他,言不及义,她呢,早已分手了,原因呢,摇摇头,有泪无语。


只当他是病人,要他住在我处别走,康复后再回去——每当夜晚,劝导,责备,安慰,鼓励……他的反应是沉默,恼怒,或睡着了。


他失踪,没留言。


我去找他伯父在上海的代理人,才知客西已离开学校,在社会上游荡,伯父责令他返校,读完大学来美国,否则停止共给,客西回道:


“我不要你资本家的臭钱。”


多年后,我收到河南某工厂人事科的来信:“你是客西的老师,请问,他是否脑子有问题。”


客西毁了,爱情固伤人,还是他自己站不住,命。


 




纪蒙和乐济是密友,纪蒙豪放,乐济婉约,对待学业、生活都极度地认真,二人息息相关,形影不离,难得固也难得,未免伧俗傻气,终非本色。


纪蒙耽于老庄尼采,二王书法,而在学的专科是作曲,与齐弘同校不同系,齐弘瞧不起他,取笑作弄,使他苦恼伤心,总在信上诉怨,把齐弘在校的飞扬跋扈的作为一一告知我,我无奈,齐弘毛羽未丰,怎么就目空一切了呢。


纪蒙毕业后任教于东北沈阳音乐院,信来,笔路仿右军,火气太大,说他在分析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注释《道德经》。


历次政治运动他都受冲击,过后工作仍旧而职位步步下跌,他借酒浇愁,一复一日离不开酒。


仗酒使气,破口大骂,即使是疯子的话也都要记账清算,纪蒙酒后的狂訾,一声声反弹回来祸害了自己。


早年我就认为他虽读书不少,至心朝礼于艺术殿堂,他终究是个刚愎的草泽莽夫,酗酒,骂人,在任何时空世界中都是“完”。爱音乐,音乐可不是这样爱的。


 


十一



乐济者,并不是我在“杭高”时的学生,是后来由纪蒙引见的。他学画,两次考美术院校都落第,终于入了厦门大学的英语系,常来信,字迹纤秀,词句优雅,在集体主义的洪流中,他细细心心保持着个人主义的一叶扁舟,言必称托尔斯泰的日记,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我感到麻烦,这是感伤而乏味的,但又不能不尊重他的“唯我独清”,他悲叹时势的荒谬暴乱,只能以追求“心灵上的成就”为信念,为指归。


一年后乐济受命调往北京大学改修梵文,遇上“反右运动”,人人自危,个个出击,吓得他硬是把身体搞坏,取得医生证明,因病退学,回上海来休养。


当时我在上海市区工作,于是与乐济合租住处。


至此,他坦言自己之离北大,实在是“看破红尘”逃避现实,政治运动的卑污残酷,非人性之所能忍受,他情愿找个微末的工作以求活命。


可算是一种觉悟,但这样的逃避现实是不现实的。


乐济找不到工作,生计日窘,只好回“北大”复学。


这一去,就变了,他结婚入党,写些媚俗有方的文章频频发表,俨然菁英名流,他要“成就”,不要“心灵”,一步两个脚印走得起劲,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反过来说更对:


既有当初,何必今日。


 


十二



这几个人都健壮,只有韦仲瘦弱,患肺结核,不能升学,便来浦东租房与我邻室,养病,准备投考上海音乐院,照说这也是正常的想望,而对于韦仲,那是渺茫的,他极爱西方古典音乐,颇善诠释,但要论作曲,他没有控制全局的魄力和才能。韦仲又与生俱来地爱文学,很会讲故事,遍阅世界名著,孰高孰低眼光也很不错,我期望他成为小说家。


韦仲生性随和,极易坦诚相处,唯其病弱,尤其宽容体恤。年幼丧母,父因历史问题在农场劳役,幸后母待韦仲不薄,供他养病生活之所需。


他总是在写,告诉我新得一篇小说题材,那无疑是梅里美一路的,也近乎普希金,人物的头像已经画出来了,男的女的,名字叫起来好听,几个字也好看……


几天后我想看这篇小说了,他说写不下去,废了,不过另有一篇已经开好头。


 


十三



齐弘生得长身轩昂,宽肩紧膂,方圆脸庞,肤色鲜洁,举手投足这也青春那也青春,加之憨娈善应对,即之粲然,其实他是一个孤儿,父母当年去了台湾,且已仳离,大陆只有一位姨婆,还能供养齐弘读书,老人积蓄有限,渐渐显得吃力,只待齐弘成家立业,可是他爱音乐,爱大提琴,还得进学校长期修练。


西湖,莫干山,浦东海滨,有齐弘在就笑语不辍,宗教哲学文学音乐绘画等等,若有疑题,我总可以用俏皮话对付得他满意,然而他问:


“那么鸡蛋的水份,打开来总是正好,不太稀不太稠,什么道理。”——我无词以对。


“老师,你说『超人』,当世界黑暗时,要作个光明,那么世界是光明的时候,是不是要作个黑暗?”


“世界黑暗,要作光明,世界光明,要作比光明更光明的光明。”


齐弘说:


“相比之下,世界又显得黑暗了。”他很满意他自己的补充解释。


 


十四


纪蒙的信上说,齐弘愈来愈骄傲,树敌日多,怎么办呢——如果不把别人当一回事,就太骄傲了。


人情之凉薄往往缘于世俗生活的浑噩,“生活”就是这样地无远见、无预谋,“生活”是不知伏笔的,是宿命的随波逐流,前之因不知有后果,后之果早忘了前因。


传闻齐弘对我的最新评价:“他呀,娶个胖胖的太太,当一辈子中学教师算了。”


也许有人要挑拨离间我与齐弘的交谊,而辨语气,倒象是他的口吻,他和韦仲本来就曾讽刺我常要发“托尔斯泰病”(指阶段性的反思),而那“胖胖的太太”呢,自然是以索菲亚作模特儿的。


是现实的时空限制了我的作为,我不会甘心,至多是死心,而死也不甘心。


欠公平的是,我从来没有小看过齐弘。


我又自作排遣——当年他们几个人中,我对维珂的关切每每尤甚,齐弘是深感委屈的,这倒好,日久见人心,维珂被否定,齐弘当然是“首席”。


有一天我将向齐弘道歉,解开他的心结。


许多所谓得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其心理底层都别着一口气,我没得大学问成大事业,也为了争一口气,表面上可以装得光风霁月,心底里阴暗可笑,但,确实。


 


十五



一九五六年夏,我受人诬陷而入狱,释放后在卧病的日子中,想念齐弘,写信寄广州(他毕业后分配在广州交响乐团),很快接到覆函,他慰安了我,有难无灾还算是好的,也倾吐了一己的苦闷,青壮年华,为那些讨厌的乐曲,就这样消磨在这几根琴弦上了,曾有苏联指挥家欣赏他的技巧和格调,邀他去苏联深造,但他的“家庭出身”使他“行不得也”,悲叹道:“我没有家,但为家庭出身受累无尽。”


一九八一年(廿五年过去了),我因公出差到广州,行前决意要与齐弘会晤。


广州市街景无足观,想到齐弘常年行走生息在这里,油然感到亲切,快将面对面了,不知这位漂亮朋友见老了没有,旧雨故知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无论如何总是信得过的”,一定能前嫌尽释,三十年代的老歌:“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


匆匆办完公事,尚有两天可逗留。


问路找到了“广州乐团”,是一组旧式平房,石阶石栏,门窗紧闭,杳无人影,是夏季歇业呢还是外地演出,突然我不想见到齐弘了,功不成名不就,我的虚荣心不能满足我也不能满足他。走下石阶,混入路人之中,街道零乱猥琐,炎阳高照,我心中一片凄凉。


 


十六


一九八二年秋我到美国,八三年夏从零开始写作,八四年春第一本文集出版,这该是寄赠给齐弘的礼物了。


他是我的文学作品的首席读者,因为我所写的都是从前与他谈过的,其中不乏是他的意思,很多印象和主见是莫分尔我的,而且他想不到我会用这样形象和方法来写,所以读来自有直见性命之感。


我住处的邻室是广州来的留学生,我着意善待他,然后请他在写家信时为我要个广州乐团的地址,最好问明大提琴家齐弘是否仍在乐团,如已调往别处或离开退休了,那就要新地址。


总该先通信,然后赠书,否则就显得张皇浮躁。


推理和想象,齐弘可能也在海外自由世界,而其父母可能回大陆找他,一家团圆了,也可能迁徙到台湾继承产业,我曾经给他描述过阿里山、花莲港,他是很向往的。


还有两首大提琴曲要题赠给他,许多文字所不逮的情愫,唯音乐缱绻可表,音乐是形上的,隔一层的,所以宜于题赠,其实是慈悲的爱,广袤的同情,再要远,那是一片蓝天了,姑且标作“海风一号”、“海风二号”。


稳定、慵困、甘媚、忧伤,不用p,不用f,始终mf,时而堂皇,又转消沉,反覆而前展,音域是有限的,力度矜持不可稍减。


齐弘说:


“老师,人家是成则济世,败则独善。而你,你是成则独善了。”


“请看《诗经演》《子好》,最后两句。”


也许在音乐厅,也许就在我的书房,烛光荧荧,齐弘轻松灵腕,宏亮沉重的大提琴声:


Sea Breeze No.1 in F major Allegro


Sea Breeze No.2 in E minor Andante


 


十七



邻居青年说:


“信已寄出了,我要姊姊亲自去一趟,问详细,说不定会见到你的学生。”


我心安然,甚至不妨可以先写起信来,一得地址即付邮。


十多日后,叩门,那青年站在门口:


“回信来了。”


噢!


“他不在。”


哪里去了呢?


“他不在了。”


不在中国,在外国吗?


“不在世界上了。”


怎么?


“文革的时候,跳火车死了。”


 


十八


齐弘不会自杀。


从学生到音乐工作者,其机敏识时务,足够保护他自己,而且有妻有子女,他不会率尔轻生,在“文革”中我曾为种种朋友估计可能的遭遇,想到齐弘,没有问题,顺利过关比谁都容易。


三十六岁,是个大限,多少天才人物都丧于这个年龄,我不欲贸然称齐弘为“天才”,但他无疑是属于“天才型”的一位俊彦,他的骄傲是祸根,在乐团中结怨树敌必多,平时他能言善辩技压群伦,奈何他不得,“文革”来了,他的“家庭出身”先就使他落入绝对劣势,当时,父母在台湾,那还了得——他一定是剧烈搏斗以求生存,但杀机已成,他跌落在火车的铁轨上。


教齐弘以文学音乐哲学……未曾教以“兵法”,在十年浩劫的荒谬时空里,唯深谙韬略者才可能免于一死,现代乱世,还得用古典哲学应对周旋,来势刚之又刚,我便柔之尤柔,忍无可忍,忍之毋误,理念已经简化到“生”就是胜,“死”就是输。


当时生死大事,视同儿戏,齐弘之死,死于“革命”儿戏。


 


十九


艺术是泛爱的,而其中每有一份私人性。此者,可不是“世界”、“人类”的概念所能慰藉补偿得了的。


齐弘的妻子,儿女,我将去见他们,详尽问明齐弘的生,死,死后……盼望能得到他的照片,他用过的小物件,他穿过的T恤。


古人用“百身莫赎”四个字,表示哀悼之痛切——我写,我画,作曲,就“私人性”而言,都是白费心机了。


设有世界著名的大批评家,对我的艺术横加赞美,怎抵得上齐弘轻轻的一句“我喜欢”。


艺术与人类的关系是意味着的关系,没有别的关系。古希腊古罗马的壮士,战死不丢盾牌,齐弘之离世,使我盾牌落地。


那年,我已走到广州乐团的门口,想见齐弘又不愿见,其实他去世已快十年……

 



二十



散文集、诗集、小说集,以新的笔名一本本地出版,写的都是与我无涉的“他人”,其中的“我”,也是他人的第一人称,但书的封面却是作者的相片。


敏特,他在朋友家瞥见了我的书:“啊哟啊哟,这是我的老师,很早就给我们讲尼采讲华格纳。”——他是长沙艺术学院音乐系的教授,以交流学者的身分来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活动。


此人一到纽约便来电话:


“老师您好,我是敏特。”


我约略对答几句便问道:


“齐弘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清楚,听说有可能不是自杀,是他杀。”


“谁杀齐弘?”


“齐弘在隔离审查中,不知怎么他到了上海,那边派人来押解他回广州,在火车上,激烈争辩,推攘到两节车厢交接口,把齐弘推了下去。”


“此事有否查证立案?”


“我只是听说,真相至今不明,之后……噢,老师,我想来拜望你。”


“以后再说吧。”


齐弘不会自杀,那残害他的人必是平常嫉妒之尤者,甚至是两三人联手将齐弘扔下车去,口径一致:“齐弘畏罪自杀。”


 


二十一



几天后敏特又来电话请求晤面,我大声道:


“不见面比见面好。”


在搁掉电话的前一瞬间,听到他怪戾的苦笑。


可以诬陷出卖,又可以重献殷勤,尤其是敏特,天生是个攀龙附凤的能手,他以为我气度恢宏,不知我在人格的要求上是特别小心眼儿的,覆水难收,何况他可能是毒水,他能升为教授派作交流学者,这是要付出代价的,我可以又一次成为他的“卖点”,他的“祭牲”,不见面比见面好,这笔生意做不成。


究竟三十年来敏特变成了何等样人,也许他有所忏悔。


“忏悔”来了,他托人转交一封信,上海音乐院出的证明书:以前那件“小集团”案子,敏特是检举揭发者……


那么,他何必要见我呢,见不到,射来这样一支巧箭,可知三十年白活了,毫无长进,愚蠢得令人吃惊。




二十二



到了一九九五年,我第一次回中国时,“杭高”的一辈学生中只剩韦仲一个了,叙旧、怀旧,唯有他谙熟种种私家“典故”,诚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还是要住在外滩的“故居”,那是一幢德国式的老公寓,四层,阴暗而庄重,像走进了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中,悲欢离合四十年,老公寓积满了我的红尘记忆。


而也很想去韦仲那住住,比较明朗活泼,重温曩昔在浦东时共理食事的温馨旧梦。


行前我没有先通知韦仲,岂不更可使他惊喜。


这年的隆冬腊月上海气候温和,我果然如愿在故居安顿下来,主要的家具存在,也见老些,它们是我的物证,我是它们的人证,生活,是一桩无罪的罪案,往事如同隔世,当年齐弘他们七个,也曾在此眠食,彻夜剧谈,山高水长,不知前途命运为何物,所谓哀乐中年则已是天各一方了。


邻家的一位大弟与韦仲熟识,从前韦仲来看我,观剧看电影无不邀约大弟同行,还有一位韦仲的学生也总是形影相随,与大弟年龄相仿,谈得很投契,所以大弟听到我要去看韦仲,便说应得由他先与韦仲通电话,约定见面的时间地点,只是他与韦仲已久不来往,怕电话换了号码。


大弟回家打电话,转来时面色晦如,悻悻地说:


“韦仲变了。”


“变什么?”


“我说先生回来了,他问住在哪里,我说住在这里,他说啊哟还是住在老地方!”


我觉得很怪异,很冷,怔怔地听大弟说下去:


“我说我们也想见见你的学生,韦仲说:喔唷,他是很忙的,你要见他,要事先电话约好的。”


我用力思考了一下,反应为:


“以后他有电话来,你别接,请你妈妈说,搬走了,不知到哪里去了。”


四十年贫贱不能移,韦仲做得到。十年浩劫的威武,他屈节,把我寄藏在他家的文稿缴了出去,改革开放,生计好转,这不能算是富贵,怎么就淫得不像人了。


翌日清晨,韦仲来电话,邻居遵我所嘱,回绝。


晚上又来电话,不应声,搁断。


 


二十三



第三天收到韦仲的信——希望能会晤,彼此年岁已高,这可能是最后一面。


这是实在的,但接下来就不像话了,把我的文学比作西贝流士、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又说:“你终于成为艺术家,我成不了艺术家,但我是欣赏艺术的艺术家。”一派胡言,天下哪有此等便宜事,听听音乐看看书就成了艺术家,倒是说明:有着这样没出息的想法,所以没出息。


一路来他听音乐读文学,是否真有领会,因为艺术的第一要义是诚实勤勉地去作个艺术家,而韦仲只是虚荣、疏懒,整整四十年游离不着边际,“我是欣赏艺术的艺术家”,那是什么,那是赖倒在地了。


不以成败论英雄,必以艺术品论艺术家,但成不了艺术家还可以是可亲可爱的朋友,一定要住五星级旅馆才算够格,那我宁愿独守老公寓写我的怀旧十四行。


我带来的要赠予韦仲的礼物是:我的九本文集,三本画集,旅行世界的照相集,以及一匣莫札特故乡萨尔斯堡的巧克力——我的意思是较完整地把我十五年的经验和成果让他有个纵观,没有什么夸耀,我所做到的不过是诚实、勤勉。


想不到这个弱者已变得这样的强了。


如果他在信中自认错言失礼,我还是会见他的。


如果他直接找上门来,我还是会招待他的。


茶香灯明,围着圆桌,谁怎样了,谁还在,谁已不在……这是狄更斯的夜晚,从前的韦仲最动衷于这样的小说结局。


我清晰记得,四十二年前,上海浦东的河边小楼,齐弘、韦仲、我,三人讨论“同情的中断”,感佩福楼拜用辞的精当。


“是爱而非同情”,这本是尼采的嗓音却由纪德吐露出来,尼采是烈酒,纪德是葡萄酒,而我们,我们二十世纪的下半叶,没有上半叶那样的阔气了,我们哪有脸面说“是爱而非同情”,晴空游丝般的同情也中断而飘失。


他人给予我辛辣,我回报了加倍的辛辣,不过在感知的层次上他们的浅,我深,因为我比谁都弱,呆,畏于承当摧残。


曾经良善到可耻,我不再良善到可耻了。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日

*通常译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司汤达”。

本文收录于台版《温莎墓园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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