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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鉴藏 • 文征明成名的“官员”因素(三)——文征明与苏州及其他地方官员的关系(文/于有东)

gsysjc 2018-02-25 15:01:02


内容摘要】文徵明庞大的交际圈中,包含了大量的政府官员,他与各级官僚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着重论述他与苏州及其他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文徵明 苏州 官员 关系


一、苏州地方官


文徵明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苏州地区生活,要论他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苏州地方官无疑是最需要的考察对象。

苏州历任知府当中,文徵明与王廷关系最为密切。

王廷,字子正,号南岷,南充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曾任苏州知府,有政声,当时人拿他与宋代的赵清献相比。累迁左都御史,一生直节劲气,最终因弹劾吏部尚书汪鋐而谪官。卒谥恭节。

文徵明与王廷的结识,可能与薛蕙有关。王廷在任苏州知府之前,文徵明与他没有任何交往的记录,而薛蕙是文徵明与王廷共同的友人。薛蕙于嘉靖二十二年(1541)正月九日去世后,时任苏州知府的王廷伐石表其墓,徵明隶书所撰墓志铭于石,这是我们目前可考二人最早有过关联的一件事情。二人结识之前可能从薛蕙那里互有耳闻,同在苏州后,才有了正式的交往。

但文徵明与王廷的密切往来并非建立在薛蕙这层关系上,而是建立在“谈文论艺”的基础上的,二人都无刻意讨好对方的意向,只是意气相投罢了。这从何良俊的一则记载即可找到印证:

王南岷为苏州太守日,一月中常三四次造见衡山。每至巷口,即屏去驺从。及门,下桥,换巾服,径至衡山书室中。坐必竟日,衡山亦只是常饭相款。南岷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谈文论艺,至日暮乃去。今亦不见有此等事矣。[1]

注意这里的几个用词:“换巾服”、“径至”、“竟日”、“常饭”。由此可见这么几个方面:王廷来文徵明家,并非一般的官方“慰问”或“看望”行为,所以不仅“屏去驺从”,还要“换巾服”,并且“一月中常三四次造见”;王廷与文徵明已经非常熟悉,且意气相投,以致于他来文徵明家时,不用通报,“径至”徵明书室,且一待就是“竟日”;文徵明不用刻意讨好王廷,王廷也不用和文徵明客气什么,这才有徵明的“常饭”,而王廷也“未尝不饱”。二人的交情何其深厚!难怪何良俊感慨“今亦不见有此等事矣”!

文徵明与王廷的交往过程中,从来没有因为王廷是地方要员而有所求,不仅如此,有人想通过他求请王廷办事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吾与王公谈风讨月,出尘俗之外,故神味相契。若以俗事污其耳目,不惟自辱,且辱王公矣。”[2]这表明文徵明非常重视自己与王廷之间纯粹的友情,也是他一生言行谨慎的又一表现。

现存十封王廷任内文徵明写给他的书简[3]表明,王廷除了口头上与文徵明谈文论艺,还曾多次送过墓碑拓片和一些书籍给他,有时还会送些生活用品(第二札、第五札、第八札);徵明则偶尔以一些友人的诗文集或自己抄写的《千字文》作为回敬之礼(第二札、第七札)。其中有一封书简还提到王献臣的儿子王锡龙、孙子王玉芝想谒谢王廷,请徵明帮他们引见,徵明为此专门给王廷写信说明此事并请他答应此事(第九札)。这些似乎与上段叙述有矛盾之处,其实不然。我们知道,文徵明虽然言行谨慎,但他并不是一个刻板的文人,他十分懂得把握与朋友交往的分寸。在与王廷的交往过程中,他多次接受王廷赠送的拓片和书籍,甚至是一些生活用品,是他对王廷友好的接受;他送给王廷一些书籍或自己手抄的诗文,是他对王廷友好的回敬;他有时向王廷索要一些拓片,王廷有时也向他索要自书诗文,是他们友情深厚的表现;他不代人求请王廷是因为所请之事有污耳目,至如王锡龙、王玉芝的谒谢,当在可许范围以内,以他和王献臣的交情,起码无污耳目,所以才写了那封信。

王廷对文徵明是十分推崇的,除上述事件外,另有两件事情也有明显体现。

嘉靖二十二年(1543)十一月,王廷见到文徵明自选诗后,出资帮他刻成《文翰林甫田诗选》,并为这本诗集写了序言。其中言道:

余读《陶靖节传》,至《归去来辞》,未尝不洒然钦其为人。以为迥绝尘俗,无与为侣。以今观于先生,其出处大致,略无少异;而高洁之操,介特之行,夷旷之怀,深远之识,有不可以古今论者,岂真悬情于一丘一壑间哉?[4]

王廷这里拿徵明与陶渊明相比,并高度赞扬了他的德行和才学,表达了自己的钦佩之情。

王廷任苏州知府期间,时任编修的徐阶进京途中曾经到过苏州,王廷于竹堂寺设席相款,独邀徵明同席。

言语未必可以尽信,出资帮徵明刻成诗集也可能只是出于对朋友的关爱,徐阶经过苏州,王廷唯独邀请文徵明一同设席相款却充分体现了王廷对徵明的尊崇。

简言之,同在苏州、意气相投、相互推崇等多方面的因素奠定了文徵明与苏州知府王廷的良好关系。

文徵明晚年与另一位苏州知府温景葵也有较好的交情。

温景葵,字志忠,大同人。嘉靖举人,授知县,擢御史,嘉靖三十五年(1556)升任苏州知府,嘉靖三十八年(1559)升任霸州副使。

晚年的文徵明德尊行成,时任知府的温景葵与文徵明并无任何渊源,他与徵明的关系,应是建立在他对这位地方名流钦慕的基础上的。地方名流通常在当地有较高声望,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关心地方名流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是地方首脑施政的一大基础;地方名流堪称地方人民代表,有时还肩负着为民请命的职责,与地方首脑建立良好关系也常是他们的愿望。文徵明作为一代文化名人,请用其诗文书画有时是显示个人品味的需要,有时还是彰显地方文化建设的需要。无论为个人还是为地方,温景葵都有求请文徵明的时候。

目前所见有关文徵明与温景葵交往的最早记录,是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当时温景葵任苏州知府已是第二个年头,他应该早就知道了文徵明的才学,终于在某一合适时机请文徵明为他的“三山草堂”写首诗,文徵明没有拒绝温景葵的请求,写下了《三山草堂为温守赋》。同是1557年,温景葵撰写了《苏州府学义田记》,这是他任内为苏州文化建设所作的事情,他自然懂得加重文化烙印是文化建设的需要,文徵明书法因此成了这一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有了后来梁元寿刻成的《苏州府学义田记》。

文徵明对温景葵并非有求必应,他有自己的原则。嘉靖三十七年(1558)严嵩八十寿诞,温景葵深知文徵明贺诗的价值,专门因此到了文徵明家里,请他撰写贺严嵩寿诗。徵明知道严嵩的为人,早先严嵩到苏州时,他就坚决不去拜见,这次自然没有应允温景葵的请求,但温景葵还是不依不饶地请求他,态度十分恳切,以至于文徵明无法当面拒绝,最后只好写信请王庭转达回绝之意。他在信中这样道明自己回绝的理由:

徵明鄙劣之词,固不足为时轻重。老退林下三十余年,未尝敢以贱名通于卿相之门。今犬马之齿,逾八望九,岂能强颜冒面,更为此事?[5]

文辞十分谦虚,却足以拒人以千里之外。可见文徵明对原则性的问题十分坚定自己一惯的做法,不会因为对方是高官有强权而有丝毫的松动。

温景葵或许会觉得文徵明很顽固,但依然是尊重他的。文徵明九十寿诞的时候,温景葵还请皇甫司勋代他撰写了九十寿序以表祝贺。

文徵明一生还与其他一些苏州地方官有过互动,如苏松巡按郭宗皋、苏州知府王仪、苏州同知任环、苏州通判史立模、长洲知县王世良、长洲知县吾翕、常熟知县张大轮、常熟知县王鈇、昆山知县方豪、江阴知县李元阳等。有时是地方长官对文徵明的关怀,如正德六年(1511),右佥都御史俞谏治水苏杭诸府时,了解到文徵明富有才学但生活贫困,专门邀请他面谈,想要资助他;有时是地方长官对文徵明崇高德行的表彰,如嘉靖十七年(1538),苏松巡按郭宗皋为文徵明建“表节”坊于德庆桥西,徵明为推却此事还专门写过信给当时的苏州知府王仪;有时是文徵明代表当地民众表达对官员为地方办好事的赞颂,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作乱太仓,苏州同知任环率军民迎击得胜,文徵明作《任公海上之捷》诗称颂任环御倭之功。更多的时候则是因为文徵明的诗文书画之名,地方官员请徵明赠送书画或考订藏品,有时还一起出行,相互唱和等,如吾翕任长洲知县期间,文徵明于正德五年(1510)为他书扇,又于正德六年(1511)在吾翕邀请下同游虎丘,互有酬唱,还于正德七年(1512)吾翕升任应天府通判后,作画并诗送之;又如史立模官苏州通判期间,文徵明曾为他考订家藏《宋通直郎史守之告身》;再如李元阳任江阴知县期间,文徵明于嘉靖十一年(1532)与他同登君山,又曾经跋其所藏《东坡学士批答》并修正颠错;再如王鈇任常熟知县期间,文徵明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二月二十一日留宿常熟城外时,得到王鈇率士卒保护,为王鈇赋《苍野诗》一首,等等,不一一论之。


二、其他地方官员


文徵明一生结识的官员当中,很多人一生主要不曾(或根本没有)在苏州、北京或南京任职。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文徵明的老师,如李应祯、吕常、赵宽等;较多的是文徵明的后辈(有些是文徵明的弟子),如“昆山三俊”[6]中的周复俊、“四皇甫”[7]、“三张”[8]、“萧墅二张”[9]等等;更多的是与文徵明偶有往来的朋友,如吴承恩、吴仕、姚奎、俞宪、俞泰等等。

文徵明交往的官员中,有一些与他关系较为密切的后辈或弟子值得关注。

周复俊,字子吁,号木泾子,昆山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授工部都水主事,寻迁。弱冠与王同祖、顾梦圭称“昆山三俊”。居官清介,多惠政。精研理要。

文徵明与“昆山三俊”均有良好关系,周复俊也曾在京做官,但他一生主要任职于京城之外。

文徵明曾在周复俊迁四川提学副使后,以行书撰写了《赠周子吁提学四川叙》,又杂录自己所作七律十五首、五古三首赠之,并在题款中写道:近作数首,录以子吁提学评订一笑。[10]

可见二人关系较为亲密。嘉靖三十二年(1553)周复俊赴云南右布政使任时,文徵明赋诗赠行,其中有“老年怕见亲知别,况此尊前万里分”[11]句,充分说明二人关系密切。

嘉靖三十六年(1557)周复俊赴任四川按察使时,文徵明还曾写过赠诗,其中有“古来治蜀惟严靖,此去持刑况老成”句,体现了一个长者对后辈的殷切期望。

与“昆山三俊”不同的是,“四皇甫”是四个亲兄弟,且与文徵明同为长洲人。老大皇甫冲(1490-1558年)字子俊。嘉靖七年(1528)举人。老二皇甫涍(1497-1546年)字子安。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浙江按察使司佥事。老三皇甫汸(1497-1582)字子循,号百泉。嘉靖八年(1529)进士,曾官南京工部主事、黄州推官、开州同知等。老四皇甫濂字子约。也曾举进士。四兄弟并有盛名。

皇甫一家住在虎丘附近,文徵明与他们的父亲皇甫录早有往来。

皇甫录,字世庸,号近峰。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都水主事,改礼部,历仪制郎中。后于顺庆知府任上被劾归。

早在正德三年(1508),文徵明就曾有送皇甫录服阕北上诗;又在正德六年(1511)题画赠皇甫录,当时皇甫录刚刚出为顺庆知府。

同是地方名流,又与他们的父亲有良好交情,文徵明与皇甫兄弟富有交情自在情理之中。嘉靖二十年(1541)毛锡嘏以贡太学入都时,文徵明作《溪堂燕别图》赠之,当时以诗文赠行的文伯仁、王榖祥、周天球、沈大谟都与文徵明关系密切,皇甫兄弟也是诗文赠行中的成员,可见他们有着良好的交情;皇甫涍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三月九日去世后,文徵明为他撰写了墓志铭;皇甫汸曾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文徵明生病期间前来问疾,写下《夏日,过文太史问疾》,文徵明则有《病中答皇甫百泉见赠》。我们虽然再难找到他们互相往来的记录,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们相互珍视的推断。

“四皇甫”之后,“三张”兄弟继起,也都是长洲人。

老大张凤翼(1527-1613年)字伯起,号凌虚,嘉靖四十三年(1555)举人。老二张献翼 (1535-?)初字仲举,更字幼于,号壶梁。老三张燕翼(1544-?)字叔贻,与兄张凤翼同年举乡试。三兄弟均有才名,当时有“前有四皇,后有三张”[12]的说法。

文徵明对张氏兄弟甚为关爱。嘉靖二十九年(1550),文徵明通过彭年了解到张凤翼卧病石湖楞伽寺,心里颇为牵挂,怅然久之,写《古柏图卷》赠张凤翼,体现了他对张凤翼的深切关怀,又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大书旧题宋高宗赐岳飞手敕《满江红》词以赠张凤翼;文徵明晚年与张献翼时有唱和,并屡次书自作诗赠之;张燕翼儿时即受徵明器识。

见微知著。张氏兄弟除了问学、从游于文徵明,张献翼还于嘉靖四十年(1561)摹刻徵明所与诗帖尺牍于石,可见他们对文徵明十分尊崇。

“萧墅二张”是昆山人,他们与文徵明也有较好的交情。

张情,字约之,张意之兄。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福建兵备副使。

张意,字诚之,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山东副使。

文徵明曾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八月为张情张意兄弟分别作《少峰图》、《栎金轩图》,张情之子张应文,字茂实,又与文彭文嘉兄弟往来甚密,而《清河书画舫》的编撰者张丑,就是张应文之子。可见他们很有渊源。

文徵明的弟子中,陆师道、沈大谟等人也都有为官经历。

较之与文徵明有师生关系的官员和文徵明的后生或弟子,与文徵明偶有来往的地方官员难以计数。

吴承恩(1501——1582年)字汝中,号射阳山人,淮安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岁贡生,授长兴知县。性敏多慧,博极群书。工书,诗文雅丽。善谐剧,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

文徵明曾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在《画兰寄吴射阳》中写道:

楚江西望碧云稠,春草多情唤别愁。永夜月明湘佩冷,玉人千里思悠悠。[13]

可见二人曾见过面,并有较多交流。文徵明给吴承恩画兰并寄此诗时,吴承恩正在长兴县丞任上,他曾在《风入松·和文衡山石湖泛月》中写道:

洞箫一曲倚歌声,狂杀老东坡。画船占断湖心月,杯中绿、先酌嫦娥。试问沧州宝镜,何如鴲鹊金波? 笔端万象困搜罗,无奈此翁何!玉堂回首惊残梦,无心记、往日南柯。相见年来江上,桃花点尽渔蓑。[14]

词中所描绘的,当是吴承恩读文徵明《石湖闲泛》词后的感想,可见他对文徵明当时生活状态比较关注。

吴承恩之外,文徵明还曾与山东参政俞宪、海盐县丞施渐、福建盐运使张恺、四川参政吴仕、嘉定知县王应鹏、东川军民府通判王涣、汉阳通判许初、江西布政使徐中行、太仆寺丞姚奎、山东按察使于鏊、湖广提学副使江以达、祁州知州张安甫、通政使张寰、四川剑州知州李璧、长兴知县杨上林、河南左布政使孙存、黄州推官赵韦南、知上元县周密、四川提学签事蔡宗衮、湖广佥事周思兼、湖广夷陵知州蒋球玉、江西高安知县陆鹄等等,偶有往来,或同游、或赠诗、或送画、或题跋,不一而论。

综合来看,文徵明与各级官僚建立良好的关系至少具有这么几个优势:首先,他本身为官宦子弟,祖辈、父辈们为他与各级官僚的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他虽然年幼时显得不够聪慧,但令人叹服的是,早在弘治十年(1497),他就已经做到既博古善议论,又洽闻元、明之际旧事,为当时人所推服,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号为“吴中四才子”,后来的诗文书画之名更是越来越大,尤其是书画领域,堪称一代楷模;第三,他一生言行谨慎,不给人带来任何危害,又品行高洁,为人称赞;第四,文徵明官翰林院待诏的仕途经历也为他日后的交往带来诸多便利之处。至如一些潜在因素,如个人机缘、社会氛围、政治环境等,也都对文徵明与各级官僚的关系有一定的影响。文徵明一生与许多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是他为高层所知、为世人所重的一大关键因素。

(于有东 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注释:

[1]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五十《史》十一,第131页,中华书局1997年。

[2]见冯时可《冯元成集》卷五十《文待诏徵明小传》,转自《文徵明年谱》,第531页,百家出版社,1998年。

[3]见《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七, 第1451-14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见王廷《文翰林甫田诗叙》,《文徵明集》附录一,第541页。

[5]见李宝恂《旧学庵笔记》,《文徵明年谱》,第694页。

[6]指周复俊、王同祖、顾梦圭三人。

[7]指皇甫冲、汸、涍、濂四兄弟。

[8]指张凤翼、献翼、燕翼三兄弟。

[9]指张情和张意兄弟。

[10]见《吴越所见书画录》卷四《文衡翁诗册》,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第1079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

[11]见文徵明《送周木泾宪副赴滇南》,《文徵明集》补辑卷九,第997页。

[12]见《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见《文徵明集》补辑卷十三,第1117页。

[14]《故宫周刊》第五十一期《射阳先生存稿选》,转自《文徵明年谱》,第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