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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怀明:风月秦淮视野中的故国情怀 ——《板桥杂记》前言

古代小说网 2018-12-05 17:00:28


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书家张潮刊行了一套大书《昭代丛书》,这套收录一百五十部著述的丛书刚一面世就引起世人的关注。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部一万多字的奇书引发的。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奇书呢?从内容上看,不过是一段风月繁华的记录,类似题材的著述前代已有不少,如《北里志》、《教坊记》、《青楼集》等,但该书并没有重复前人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径,以十里秦淮狭邪艳冶的追述寄托故国之思、兴亡之叹,为风月繁华注入新的内涵。这种独特的视角和与新颖的写法不仅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这种争议一直持续到当下。

这部书就是《板桥杂记》,它出自余怀之手。



《板桥杂记》,(清)余怀著,苗怀明注评,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余怀(1616-1696),字澹心,又字无怀、广霞,号曼翁、寒铁道人、无怀道人、鬘持老人等。尽管一生写有不少著述,如《甲申集》、《枫江酒船诗》、《五湖游稿》、《玉琴斋词》、《三吴游览志》、《东山谈苑》、《余子说史》、《砚林》等,在当时江南的文坛上也颇有些名声,受到吴伟业、王士祯、尤侗等人的赏识,与杜浚、白梦鼎齐名,被誉为“余杜白”,但如果没有这部《板桥杂记》的话,余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色彩一定会暗淡许多。

从余怀的生平经历来看,并没有多少值得记述的大事。他虽然出生在福建莆田,但从小就跟随父母迁居南京,晚年移居苏州,足迹遍及扬州、杭州、绍兴、松江等地,对江南各地山川风物、乡风民俗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家乡,他本人也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可见其情感所系;他虽然有匡世之志,游学南雍,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获得任何功名,只是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府,终其一生都是一介布衣的身份;他虽然自命风流,混迹于旧院名妓间,但并没有多少可以挥霍的钱财,晚年卖文为生,生活拮据,甚至连《板桥杂记》的刊刻都要请托他人。如果没有崇祯十七年(1644)的甲申之变,他的人生道路几乎没有悬念,不过是一个沉醉于六朝烟粉的风流文人。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但这场巨变的最终受益者却是满清。这个来自白山黑水间的彪悍政权冲出山海关,马踏江南,只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就以残暴、血腥的方式完成了王朝的更替。伴随着改朝换代的是千千万万士人及其家庭命运的改变,由此也催生了一个效忠于旧朝的庞大遗民群体。余怀正是这个群体的一员,这一年,他二十九岁。王朝更迭首先改变的是他本人的生活,其家产在战乱中被洗劫一空,妻子也因受到惊吓而死,身边不少亲友或为国殉难,或惨遭屠杀。快乐、安逸的生活如风而逝,一位倜傥潇洒的风流文人转眼间流离失所,不名一文,“破产丧家,流离他郡”(余怀《冒巣民先生七十寿序》)。国破家亡这个词对余怀来说,已不再是史书上漠然的记载,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其内心的悲愤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如此惨痛的人生经历也就决定了余怀后来思想情感的取向,他留恋昔日诗酒风流的快乐生活,不可能认同乃至归顺这个新的政权。他年轻时曾多次参加复社的雅集,“与诸位名士厉东汉之气节,掞六朝之才藻。操持清议,矫激抗俗”(余怀《冒巣民先生七十寿序》),对人格操守与气节极为看重。甲申之变后,他又秘密参加反清复明的抗争活动,但过了没有多久就发现大势已去,事不可为,只得漂泊各地,寄情山水,通过文学创作这种形式坚守和抗争,抒发亡国之痛,丧家之悲。虽然只是一介布衣,并没有从前朝获得功名和利益,但在关键时刻,表现出高尚的人格和可贵的气节。

以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为界,可以将余怀的人生历程与文学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余怀流连旧院,贪恋风月,所写多有与秦淮歌妓来往的绮丽文字,尽管文学成就不是很高,但对了解明末江南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惜余怀晚年思想转变,悔其少作,舍弃了这些作品,“甲申以前诗文尽皆焚弃,中有赠答名妓篇语甚多”(《板桥杂记》后跋),后人因此难以寓目。今天所能看到的诗文、杂记等著述,基本写于后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经历过沧桑巨变,看惯了人情冷暖,无论是吟咏山水,还是赠别文字,都带有浓重的身世之感,他坚守气节,怀念前朝,追思故人,创作始终围绕着今昔之比、兴亡之叹这个主题进行。余怀的作品在当时颇受赞誉,吴伟业以“后生领袖”期许,王士祯读过《金陵怀古诗》后将其比作唐代的刘禹锡,这无疑都是很高的评价。

余怀才华过人,学识渊博,平生著述甚多,他本人曾乐观地介绍,这些著述当时“虽未雕板问世,而友人借抄,几遍东南诸郡”(余怀《幽梦影》题词)。但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文字只是他平生著述的一小部分,还有不少著作如《古今诗品略》、《说诗》、《党鉴》等皆已佚失无传,这与其著述中多有违碍文字有关,也与其晚年生活困顿、无力刊刻有关,否则余怀留在后人心目中文学家和学者的印象将会更为鲜明、更为深刻。

尽管不少诗文写得情真意切,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但在余怀看来,还不足以准确妥帖地抒发他对人生的感慨和内心的郁闷,写出他对世事沧桑的深切感受,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更为恰切的表达方式。幸运的是,人到晚年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这种表达方式,将万千人生感触通过秦淮风月的追忆巧妙地传达出来。毫不夸张地说,《板桥杂记》是凝聚了余怀毕生心血的一部传世之作。该书完成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此时的余怀已是七十九岁的老人,离生命的终点仅有两年的时间。



对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余怀本人是极为看重的。他担心该书散失,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读到,书稿完成后,随即去找自己的好友尤侗写序。因无力刊刻,又去找喜欢刻书的张潮帮忙,请其收录自己的这部作品。他的要求一一得到了满足,遗憾的是,等《板桥杂记》刊出的时候,他已经无法看到了。



既然要写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还是有多种可歌可录的题材内容与表达方式可供选择的,为何偏偏要选取看起来有些轻佻、荒谬的狭邪艳冶这个角度,何况此时的余怀已是风烛残年,早已过了谈论风月的年龄。显然,余怀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担心后人误读自己的作品,特意在自序及后跋中交待创作动机,一再强调自己是“有为而作”,并非在炫耀个人的人生经历,更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笔、无病呻吟。这种强调既是讲给自己的,也是说给读者的。如果仅仅沉迷于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来看这部作品,或者从道德的角度来指责作者,都不是余怀所期待的读者与阅读方式,他希望后人能从灯红酒绿、歌场欢笑的追述中感悟到文字背后的凄楚与感慨。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比如《四库全书总目》就称其为“风雅之罪人”。

改朝换代的巨大变迁冲击着一代文人敏感的心灵。将《板桥杂记》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对其独特的视角与表达方式可以看得更为清晰。可以说,有着类似经历与体验的并不仅仅是余怀一人,以写繁华反衬悲凉的写法也并不仅仅属于余怀一人,这是一种具有时代和共性色彩的情感与表达。比如张岱的《陶庵梦忆》就与《板桥杂记》存在颇多相似之处,张岱与余怀不仅生平经历类似,思想情感相近,两人的写法也是基本一致,且不说两人还写到了不少共同的人物与事迹。可以拿来进行比较的还有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借家族兴衰、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是这一时期作家共同使用的一种创作模式。当然,这种模式不是重复的,《红楼梦》没有重复《桃花扇》,《板桥杂记》自然也不会效颦《陶庵梦忆》,它们存在一些共性,但各自的特色还是十分鲜明的,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抒发兴亡之感、故国之思,不写刀光剑影,没有鼓角争鸣,将目光聚焦于风红酒绿的秦淮风月,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别致也颇为巧妙的角度。看起来所写不过风月场中的红粉娇娃、文人骚客,实则涉及到江南文坛及时代风尚的变迁,表面上只是一段风月繁华的记录,在其背后,则是对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痛定思痛之后的追思。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机缘形成了意蕴深厚、独具特色的秦淮文化。朱元璋开创大明王朝,定都于此,其后明成祖虽迁都北京,金陵仍享有首都的地位。这里有明清时期最大的考场——江南贡院,可以容纳上万人,三年一次的乡试使这里成为江南文人的荟萃之地。这里也是名妓辈出的风月场、温柔乡,出入这里的不仅是文坛知名的才子骚客,也有权高位重的达官贵人,成为体现时代变迁的晴雨表。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成于六朝时代,至明末达到鼎盛,成为一个时代繁华兴盛的标志。从这个角度来看,名妓的显隐、旧院的兴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城市的变迁,它还代表着一个的更替,何况这座六朝古都自身就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文化意象,屡屡出现在文人才士的名篇佳作中。

余怀撰写《板桥杂记》,所看重的也正是这一点,他在这座古老的都城里生活多年,对这里的风景名胜、乡土人情、遗迹掌故十分了解,有着深厚的感情。将秦淮风月放在改朝换代的背景下书写,这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也可以说是余怀的必然选择,是由其人生经历所决定的。在该书中,他着意去写时代风云的变幻,实际上展现的也是其本人的生活经历。正是这种选择,成就了一部明末清初版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




书写秦淮风月,主角自然是那些声名远扬的南曲名妓。除顺带提及的前代名妓朱斗儿、徐翩翩、马湘兰、郑如英等,全书重点记述了三十多位江南名妓的经历与事迹。作者“少长承平之世,偶为北里之游”(《板桥杂记》),年轻时风流不羁,出入旧院,与其中多数人有过或疏或密的交往,为其赋诗填词,对她们的情况较为了解,因而他的记述更为感性,也更为准确。总的来看,其笔墨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记录这些名妓的容貌秉性、为人处世,突出她们高贵的品质与美好的心灵。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就是“或品藻其色艺,或仅记其姓名,亦足以征江左之风流,存六朝之金粉”(《板桥杂记》)。在作者笔下,这些秦淮名妓个个天生丽质,容姿不凡,或“色丰而姣”,或“眉目如画”,或“庄妍靓雅”,或“姿首清丽”,可谓天生尤物,倾国倾城。她们才艺出众,或工诗文,或擅丹青,或精词曲,同时又各具鲜明的个性,或豪爽,或沉静,或开朗,或内敛,皆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从作者的用语中不难看出他对这一女性特殊群体的欣赏、赞美之情。

这些女子因各种原因堕入烟花,卖笑为生,但大多并不甘于沉沦,受人摆布,而是以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尊严。对那些危难当头不畏权势、保持独立人格、具有抗争精神的歌妓如葛嫩、李香、燕顺等,作者尤为赞赏,用较多笔墨来描写她们舍生取义的传奇事迹。

其次,关注这些名妓的命运和归宿。除尹春、马娇、顾喜等少数不知所终者,书中所记这些女性的命运大多是不幸甚至是相当悲惨的,或死于战乱,如葛嫩、王月,或随主人遭祸丧家而飘零,如卞敏、顿文、朱小大,或过早夭亡,如尹文、董白。总之,红颜薄命,像顾媚这样得以善终者并不多。事实上,那些不知所终者也未必有理想的归宿。之所以如此,与这些女性的特殊身份是分不开的。卖笑为生的生存方式决定了她们要依附别人而生存,任人摆布,一旦遇到破家、战乱或其他祸端,她们注定要成为牺牲品,飘散凋零。特别是在血雨腥风的王朝鼎革之际,连那些顾盼自雄、自视不凡的达官贵人、文人才士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难以承受,这些弱女子命运之悲惨也就可以想象。

其实,无论是在太平盛世,还是在离乱年代,这些女子都是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弱势群体,她们的抗争固然可贵,但也是极其有限的。作者在交代她们的结局时,笔端的惋惜、无奈之情是分明可以感受到的。该书重点在写亡国之悲、故园之思,但也有为这些女子树碑立传、让其芳名久传的用意在。作者写出了易代的残酷,也写出了女子的不幸、人生的无常,由美人尘土而生出一种具有浓厚伤感色彩的迷茫和虚幻。

围绕在这些美貌女性身边的,是那些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的文人才士、达官贵人,他们沉迷于温柔乡里,对于即将到来的风暴和危难熟视无睹,直到黑云压城的生死存亡关头,才措手不及地慌乱应对,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作者写出了这些人歌舞升平时期的豪奢之举、风流韵事,更写出了他们在易代之际的尴尬与窘迫。南曲旧院所连接的是一个数量庞大的江南文人士绅群体,他们本是大明王朝的基石和依托,但是在关键时刻,却未能承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国破家亡之后,再来追述这些当年的风流韵事,沉痛哀婉的背后,也许还有几分惋惜和忏悔。




同是混迹于十里秦淮,但各人在猝然梦醒之后的人生抉择和归宿却完全不同,作者用意味深长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江南名士的众生相:有的贵为公侯,地位显赫,却在强敌面前卑躬屈膝,苟且偷生,如保国公朱国弻,有的甚至沦为代人受刑的市井无赖,如那位中山公子徐青君。相比之下,那些身份并不太高乃至没有什么功名的士子如孙临、姜垓等反倒表现出可贵的勇气,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或隐居避世,义不受辱。卑贱与崇高、滑稽与庄严,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它们的距离也许就在一念之间,但正是这个一念之间,显露出几十年的人格修炼,也分出了人生高下优劣的境界。

不管是舍生取义还是忍辱偷生,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在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改朝换代之后,所有人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太阳每天都在照常升起,但河山易主,黑夜过后的臣民已不再是昔日的臣民,一个新的王朝、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都被历史的车轮挟带着缓缓前行。作者记述了发生在南曲旧院的风流韵事,描绘了十里秦淮的风俗人情,更展现了这一繁华地段从兴到废的巨变,正所谓“一片欢场,鞠为茂草”,这些都是在改朝换代的背景下发生的,被作者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新旧王朝的更迭往往意味着人生舞台的转变,作者刻意渲染,将秦淮旧院战乱前的兴盛与易代后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让人产生物是人非的沧桑感。作者言语间的那种感伤和悲凉是可以分明感受到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板桥杂记》一书采取笔记体,分雅游、丽品、轶事三个部分,以丽品为主体,雅游重在背景铺陈,轶事作为丰富补充,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组成一个看似松散、实则缜密的艺术整体,勾勒出以诗酒风流为特征的秦淮文化的全貌与变迁,这种结构形式还是颇具匠心的。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并非简单罗列,而是经过精心剪裁,选取那些最能体现人物秉性的精彩片段,娓娓道来。笔力精到,寥寥几笔,即活画出人物的神采,栩栩如生,宛然如现。作者学识渊博,旁征博引,轶闻掌故、前代诗文,无不信手拈来,不着痕迹。全书要言不烦,清新流丽,情真意切,一咏三叹,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该书与《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代表着清初小品文创作的新趋势与最高成就。需要说明的是,该书所写人物、事件,皆系余怀亲历亲闻,抒发的也是真情实感,虽有描绘渲染,但并非小说家言,而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尽管被藏书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但与今天的虚构体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




该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文学层面的阅读欣赏之外,还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该书对秦淮名妓唱曲、清客串戏的记载,对探讨明末江南地区戏曲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些重要的戏曲史料赖该书得以保存。要了解明末清初江南一带的世俗民情、文人心态、都市文化等,皆可取资该书。

《板桥杂记》一书面世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其借秦淮风月今昔之别、盛衰之比抒发的兴亡之叹、故国情怀引起了不少遗民的共鸣,那些名妓在易代之际的悲惨命运使他们感同身受,唤起内心深处的痛楚,不少人从中看到了自己,嘘唏不已,由此出现不少唱和题咏之作,桃花扇底送前朝,风月秦淮忆故国,一时成为一种创作时尚。随后也出现了一批续书和仿作,如《续板桥杂记》、《板桥杂记补》、《秦淮画舫录》、《白门新柳记》等,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创作模式与作品系列。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本书的整理情况:

《板桥杂记》一书虽然篇幅不大,但版本众多,其中最早的版本为康熙三十六年张潮刊行的《昭代丛书》本,稍后是康熙四十四年吴震方刊行的《说铃》本,这个版本也是后世最为流行的版本。其后流传的《板桥杂记》诸版本多是根据这两个版本而来。本书底本采用李金堂先生编校的《余怀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该本以康熙、道光年间所刊两种《昭代丛书》本为底本,校以两种康熙年间《说铃》本,并出校记,是一个保持原貌、较为完善的版本。

对书中的人物地名、典章制度、掌故引文以及难解的词语,均做有简要的注释,间引作者的其他作品及相关典籍以作印证。李金堂先生校注的《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对书中人物、史实有较为详尽的考索和辨析,本书多有借鉴,这也是需要说明并表示感谢的。点评则重在征引相关资料,以丰富和补充正文,间附己见。为帮助读者更为全面、深入地欣赏和了解该书,附录部分收录了相关序跋及题咏、评论材料,以作参考。

该书虽然篇幅不长,但整理起来并不轻松。限于整理者的水平,书中想必还存在不少疏误,恳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苗怀明

2015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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