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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之路!

商榷天下 2018-10-17 15:28:31

       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业古国。据有关考证,世界水稻的原产地在中国,己有万余年的历史,至汉唐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农具和成熟的栽培技术,如曲辕犁、耙、耖,耕地,插秧,中耕除草,收割等,以至到民国并现在我们部分的地方还在使用。农业技术,无疑我们是一直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的。建国后,我们则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全面发展期: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实际主要是集体化的二十余年时间。这段时间,使传统农业发生了质的变化。


       首先变靠天吃饭为自己掌握命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供水的条件,不论什么庄稼尤其是水稻是很难耕种的,原来都是个体,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大一点的水利建设无法完成,所以人们基本上是靠拜土地或河神庙,祈求保佑风调雨顺,而进入集体后,人们抱成了团,大大增强了抗击自然的能力。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运动,开渠筑坝,治理江河。全国修建大中型水库86000余座,所有河流基上都得到治理,或修筑河堤,或疏通干道,以致自然灾害大为减少,除小数山区外,绝大部分耕都有了灌溉的条件,基本做到了旱涝保收,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为粮食产量上升到新的台阶提供了可能。


       再是扩大耕种面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开荒造田,使总耕地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亿余亩,增加到了一九七六年,弥补了建设用地后的二十二亿余亩。


       第三广泛组织科技攻关,贯彻八字方针,展开科学种田,全面提高耕种水平,尤其通过全国性的通力协作和配合,取得人工育种的成功,研究出杂交系水稻,实施了对种子的革命。

 

  通过以上措施,使我们粮食单产和总产不断得到提高。从一九四九年四亿五千余万人,人均粮食210公斤,增加到一九七六年九亿三千余万人,人均粮食320公斤,达到联合国确定的温饱线。这在基本传统物质和技术条件下(传统选种,虽杂交水稻已成功,但尚未推广,机械化刚开始,主要使用农家肥,七三,七四年上的大型化肥生产线,七六年后才大量投产,农药少量使用),短短二十七年时间,粮食产量增加三倍多,用7%的耕地,养活了20%的人口,无疑是一个历史大事变。这为中国成为现代人口大国,并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粮食产量继续上升阶段: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九六年。这段时间虽头几年还是集体,但大规模的水利农田建设已基本停下,大规模需多方协作的科学研究也基本停顿,只是已建好的水利设施,成熟的农科技术,尤其是杂交稻等种子技术的推广应用,化肥,农药的充足供应,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正发挥出最佳的效应,耕作人员,不论是集体还是单干,仍是以主劳力为主从事生产,并精耕细作,所以其粮食产量仍保持不断上升势头,直到一九九六年,人口达到十二点二亿,人均粮食达到410公斤,此后则开始进入下坡道。

 

  全面萎缩阶段:一九九六年至现在。随着改开的继续深入,农民的收入开始入不衍出,必须外出以另谋生路,其主劳力长期外出打工的现象逐渐增多,耕地开始有了撂荒;解散了集体,没有了组织的合力,失去了对已建水利设施,进行较大规模维护、维修,包括对池塘,水库、河道,进行清淤,疏通的能力,经过一段时间,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使得平常现象也极易成灾,水灾,旱灾逐渐增多,部分设施开始损坏,或失去功能,以致灌溉面积减小,灌溉条件越来越差;因缺少主劳力,基本不用农家肥,导致土地板结,地力减退,加上大多是老人,耕作管理不到位,以致单位产量下降,据有关研究表明,现在全国中低产量田占了多数;工业污染严重,有关资料告知,现长江中下游六省市,其大米重金属含量已严重超标,并有的已不能食用,有的耕地则己不能长出生物,或己严重影响产量,对此安徽等省已作出调整种植地的计划,将许多耕地改为植树;此外国家城镇化和其他项目的建设,占了大量的耕地,使得可耕面积大为减少,现在全国耕地只有一十八亿二千万亩了,实际耕种面积更少,南方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土地在荒着,且大多只种一季。


    如此这般,产量焉能不减少,“湖广熟,天下足”的主产地,湖南,湖北,现在其产粮基本只能自给,而广东早己成了缺粮省,粮食生产的主阵地正逐渐北移,粮食的缺口越来越大,目前进口已达到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我们有着几千年传统优势的水稻种植,正在走向衰退,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崩溃的风险。事情到这一步,当然还有它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两方面。

 

  一,进入工业化后,不同效益增长率所带来的冲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即工业产值大于农业产值)是历史的必然,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高于农业也是必然,正因有这一特点,工人的工资才一般地要高于农民,农民才有向工业转移的愿望。


     反过来,工业的发展,大批农用物资的面世,及科学枝术的进步,又使大批劳力得以解放出来,为转移提供了可能。所以农业人口减少,工业人口增多,是个自然过程。


    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工业产品要适当降价,农产品要适当提价,农业和工业就可保持相应的平衡,并保障农业仍能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因工业再发达,人们也是要吃饭的。然而,在我们这里加入了人为的因素,使得这一平衡遭到了破坏。

 

  分田到户政策,使得农业生产率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


     进入工业化后,社会化大生产必定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各行各业分工将更加明细,我们却恰恰相反,将现成分工协作的载体撤掉,解散集体,分田到户,每家分得几小块地,从耕,种,插,中耕,治虫,管理等到收割,不论会不会,能不能做好,都要做一遍,而且是大田变成小田,此等情况下,单项工作效率能不降低?同时又增加了机械化的难度(当时好些村社已有了相当部分的农机,结果都被做废铁卖掉),以致现在好些地方还在使用耕牛,个别的甚至还用耙头挖。


       现在相对于原来是减少了大量的用工,但完全是因种子技术等科技进歩,并化肥、农药的使用,使工序简化等所起的作用,而且怎么也达不到仍是集体制的工作效率,如现在河南的刘庄,全庄1050亩耕地,只包给十个农民,不仅都种双季,而且每季单产都在1000斤以上。


      现在单干即便是能手或专业户,并使用一定机械,如小型犁田机,收割机等,最多也只能种二到三十亩。而更普遍的,是留在家里的老人或妻子耕种自家的地,既工作效率低,有效劳动时间又少,他们即便种两季,一年中最多也就三五十个工日,其他时间则没有事干,都浪费了。务农人员效益低下,更衬托了粮食成本的高。

 

  农民工收入过低,不能实现向城市转移,以致土地不能有效集中


       原集体或单干初期,一家老少是尚能够维持一般温保生活的,包括孩子们的上学,但随着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农产品的贬值,农民收入逐渐入不洐出,甚至只能满足吃粮的部分了,这就到了必须向城市转移的时候,可问题就出在这,农民自身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他们在城市的收入太低。

 

  资本本以最大利润为目标,工人的工资是越低越好,可国家又打着人口红利的算盘,以人力资源为优势,对外展开竞争,如出口退税等政策。


       市场是越占越多,工人的相对工资大概是越来越少,而老板的利润是半点也不少,相反的比任何发达国家,财富积聚的速度都要快,富豪增长速度世界第一,2014年世界新增富豪52人,其中中国就占33人;分配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5的风险底线,现西方发达国家也只有0.35左右;工人的实际工资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农民工就更低。


       二0一四年,国家人社部公布,是年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2600元,这在城市要过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恐怕都不够,还有多少给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所以现在大部分老人还要自己种田,如实在年纪大了,或身体不好,做不动了,生活没了来源或病了无钱医治,就一根绳子或一口农药结果了自己。


      人都不能养活,要到城里买房就更不可能了。现全国平均房价至少8000元,买个90平米的房子住进去,怎么也得80万,2600一月,就是不吃不喝也要30年,所以在城里买房,举家迁往是做不到的。


       加上农民工工作不稳定,今天这,明天哪,说不定那一天就没有事做,不得不留有后路,不会轻以把土地交出,于是现在还有那么多的留守老人和儿童,二亿几千万的农民工只能过着二栖社会的生活。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这大概也是中国独有的特色吧,因其他国家都会以能满足本人居住,生存,包括配偶,父母,孩子,以及孩子培训所需开支为工资水准的,那样的就会家随人走,或许最多也不过三五年,而我们这里,第二代打工者都出来了。人不能最后迁走,耕地自然也不可能真正交出,哪怕他的荒着。


      这就使得专业户或资本下乡者,东一块地,西一块地,中间可能还横着别人的地,或给你耕种但主权还是我的,你不能破坏它的原形。不能整形,集中管理也做不到,而且还要交付一定租金,就更增加了成本的压力,所以很难真正降下成本,故有的经营者租了又退回去了,或索性人都跑了,地荒在那。

 

  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成本增长过快


      本来我们的社会生活成本就一直快于生产总值和工资增长速度,尤其是教育和医疗费用,近五年来速度更快。教育以贵州省论,五年内在校生费用增长三倍,医疗在北京,五年前感冒看个门诊,50元就够了,现在则需要500元,而农民粮食的价格又增长多少?每年只六七个百分点,与上述根本不成比例。所以现在种田的专业户越来越少,因五六年前,毎亩就能得500元左右的收入,现在数字虽还差不多,但实际效益差远了。

 

  二,人多地少等不利特点与市场国际化的冲击


     人多地少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特征,虽然我们只有世界7%的耕地,经过努力是能养活20%人口的,但单位面积土地的供养负荷要重得多,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其中加拿大人均耕地是我们的十二倍,第二人口大国的印度,也是我们的十倍以上。


     我们的土地只能连续耕种,没有恢复地力的间歇时间,如美国的隔年耕种。这一特点决定我们不能连续使用化肥,正因有这个特性,致使现在化肥投入量越来越大,利用率越来越低,已从当年的100%下降到了30%,而且造成土地板结,地力下降,以致现在中低产量田占了多数。只能有机肥(农家肥)与化无机肥(化肥)混合使用,这就自然要增加人工成份,不利于工业化耕种,加上山地丘陵地多,不利于大型机械化及集中管理,必须要投入更多的人工,这就使得我们的生产成本,无法与国际接轨,如我们现在已到最高水平的河南刘庄和南街村,刘庄1050亩地,十人,南街村1200余亩地,三十人,而在美国一个人耕种的面积,都要大于这个数字。

 

  虽成本不能与国际接轨,但市场却是全球化的。为保护农民利益,这些年我们每年有六、七个点的增长幅度,提高粮食的收购价,但农民还是不满意,因成本增长远大于这个幅度,可相对于国外已成了倒挂,他们的价格是逐年降低,尤其近三年。


      商人为利天经地义,怎能不从外面进口,何况我们本身粮食不够,只是他们有点太性急,以致批次、数量,不能与我们自己的所需及仓储收割等情况衔接起来,如去年进了一亿一千五百万吨,加上前面的积聚,以致秋收后造成北方农民送粮困难,使原来一块钱一斤收购价的玉米,降到八毛,小麦也类此。


    有人估算这一降价,损失至少在一千个亿以上,这怎能不打击农民耕种的积极性。于是有专家发出呼吁,我们必须要改变目前农业的组织结构,否则中国的农业将无法生存。

 

  不改变现状态,不足以图生存,看来是大家的共识,不论右派还是左派,上面的官方还是下面的民间。但如何改变,其思路和方式就大相径庭了,主要是二种思路。


      一是在单干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规模经营;

       

       二是重新组织起来,形成组合体。


       到底那一种才能有效解决问题,请大家分析评判

 

  一,“土地流转”,这几年来实际己在实行


       顺着单干的思路,通过政府出面,用签约的方式,把分散的土地租赁过来,集中经营,也称“集约化”。因它符合现在改革的思路,所以颇受政府的支持。


     但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显然效果不理想,原因前面已谈到,更有代表性的是小岗村,流转的土地已是几千亩,可没有一棵庄稼,都荒在那。


      在“集约化”基础上再进一步的,就是现少数专家们说的“农庄化”,即变租为买,向美国等学习。公开地卖买,政府当然不会明确表态,但现在农村实施的不动产登记,应有暗中支持之意。


      可因前面说到的原因,是难以实现的,至少在近年内是做不到的,如非要人为地很快促成,那离第二次革命怕也不远了。

 

  不论“集约化”,还是“农庄化”,实际都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上面也应是知道的,所以有两手准备。


       一实施补贴,即农补,该法实际已从0五年开始,可实践证明,效果不佳。有关资料显示,去年农补已到5200多亿,每年大概一二百个亿的幅度增长。主要两种方式补岀,一按耕种面积,实际没有耕种的也享受了,因钱是国家的,村里干部谁也不想得失人,最后都是按表造册,所以实际等于大家平分;


     二是按项目,也可说是项目奖励,这就有讲究了,你再是种田能手,上面没有关系,也是争不到的,因有的项目者已到如此程度,自己出种子,化肥,农药等物资,并负责耕种和收割等各项工作,田主只负责看水,但收获的粮食是田主的,政府的各项补助或奖励,项目者去领。


     这就不清楚是奖励数额特别大,还是这中间有什么猫腻,反正吃亏的事是不会有人做的。特种农业就更需要关系了,因大多是开个头就没有下文了,而国家动不动就是补或奖几十万甚至更多。


      笔者亲眼所见的就有三四家,什么山茶籽种植,蔬菜种植,牲猪养殖基地等。要不是草没了,就是只剩几个棚架,更有意思的牲猪达到500头规模,政府就奖励五十万,为了对付验收,项目者把周边散户的猪都集中过来,检查走了再送回去,尔后给人家点补助。


       笔者所在县就没有听说哪里真的搞成了什么基地的,这样的补贴或奖励,能有作用吗?钱是越补越多,可我们的农业是越来越萎缩,农村是越来越败落。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产业,尤其是农业,不是靠钱能够买来的,在私有条件下更是如此,你有张良计,他有过墙梯,最后白花钱。

 

  另一后续措施,就是通过科技手段,降低产品成本


      它的做法是对生物的基因作某些改变,所以也叫“转基因”,实际就是把自然生物变成人工产品,据说它最大的特点是抗虫抗病,从而可省去农药和喷洒农药的人工成本。


      但现在越来越受到质疑,巴西,阿根庭等国家的人民群众,逰行集会反对转基因,许多科学家纷纷撰文,用充分事实论证它的危害性,去年二十几个国家的专家,在北京开会,发表了《北京宣言》,反对“转基因”的研发和应用,现欧洲,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坚决拒绝,尤其早两月前,全世界气候大会,作出了要起诉美国转基因孟都山公司的决议,国内凡比较知情的人们,都表示坚决的反对,包括网上发文,新闻调查,及到国家农业部机关前静坐等。


      他们共同担心的是,虫子都不吃,人能吃?据说含一种叫草甘磷的物质,正是一种长效剧毒的农药;打乱了自然秘码,会不会影响人的生育,据说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断链式的灾难,由此秘蜂协会早向国家上交了请求停止转基因实验的报告。


      然而上面看到的大概是粮食的紧迫性,所以作出了“积极研发,慎重应用”的指示,可是到下面大概就只有“积极”二字了。实际排开毒性等不讲,也不会起实质性作用的。


      一是不增产,我们地少人多,不增产有意义么?再是我们用此法降低成本,别人不会?,而且就是从别人那里引来的。从更高意义上来说,我们最不缺的就是人工,为了吃到放心的粮食,还怕花工么?!

 

  二,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


       就是人们将自己的生产资料合起来经营,独立面对社会和市场,就如股份制企业,只是以一定区域内人们为单位,但它相于一般企业又有着明显的优势。


      人多力量大,又各类人员齐全,适当安排,可以相应降低成本,更主要的土地是自己的,既省了粮食规模耕种的租赁成本,又为工业等非农项目的实施提供了发展空间,并可以做到通盘考虑,统筹规划,使单项投资多方收益,尤其农、林、牧、副、漁及农产品的深加工,更有利于配合和资源互用,如牲猪养殖,沼气,居民生活,农业用肥的链条式作业等,从而提高农业投资的效率。


     在人员组织上,可做到强弱,长短搭配,各自得到相应的工作,使每个人的有效劳动时间得以延长。


      总之,既扩大力量,又做到人尽其能,物尽其用,农、林、牧、副、漁,必定得到全面发展,继而“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正因有如此功能,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好些大队(现在为村)就开始有了自己的小企业,到九十年代初,有的已是好几个,并红红火火,但因为改革的需要,都改制卖给了私人。


      只极少的坚持,既没有分田,也没有卖厂,加上后来又合起来的,不少成了闻名遐迩的名星村(实际有的成了镇),如华西,南街,刘庄,竹林等,他们的资产己达到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


       现全国坚持集体的,仍有近二千个村庄,他们的收入早在一二年就达到了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这样的组合群体,首先考虑的,会是自己粮食的安全,所以他们的原则是:最大限度的保护耕地;最大面积和最高产量的种植,如南街村,刘庄等,不会让它出现一寸荒地;如国家征收价格确实低于成本价时,自己会从工业等方面收益予以弥补,不一定需要国家补贴。


     其实此点也基本不存在,农田基本建设或水利设施已完备,耕种成本只负责基本物耗和耕种者工资,会是远低于国家收购价的,如现在南街村、刘庄的现实情况,都是有一定利润的。


     放到成本价,那还有什么进口低价不能销纳的,即便国家要补贴,也完全可以按实亩计算,真正起到补贴的作用。

 

  集体化实际等于把粮食问题,从现在少数专家学者的手上,交回到组织起来的,又能解决问题的人民群众手里,变国家一个积极性为多个积极性


      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通过自己其组合的功能,加上市场竞争的机制,必定能创造出一切前所未有的人间奇迹,昨日的改造山河,今天的华西南街等现象,已充分说明。

 

  中国农业,人多地少,山地丘陵地多,面对经济全球化,单相农业是无法与之抗衡的,以国家形式直接补贴,情况太复杂,无法做到有效,或许说起不到补贴的作用。


      转基因改变自然,显然不是正道。唯有组织起来,使其内在的各要素相互配合,并扬长避短,发挥出最佳的效益,方能使我们有着几千年传统优势的水稻和农业,不至于同蹈“东北大豆”的覆辙。

 

  人多地少,实际也不止我们一家,只是他们都不是很大面积的国家,或人口比较少,所差的粮食只要多出点钱,就不难满足,更重要的不需要争当什么政治大国的地位,甚至有无尊严都无所谓,夹缝中求个生存是绝对没有问题。


      当然也不尽如此,如德国和以色列,他们早就是依据自己的特点,实施合作社制,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集体化,日本则是比较松散一点的合作,但始终坚持生态农业,总的他们不盲目跟随“大势”,所以他们都有些自己的性格。而我们就不同了,本就是区域和人口大国,谁也供不起,况且我们还有“梦”,所以我们必须得走自己的路


时间: 2017年9月28-30日(30日贵宾考察)

地点: 中国●江苏无锡 

参与资格:文旅产业地产开发商及相关产业链 董事长 总裁  政府官员 (限额300人)

峰会特色:实操专家讲解+案例分析+模块总结+项目研讨+15分钟项目路演及项目诊段+实地考察+现场顶层设计架构设计


峰会主题板块

第一板: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政策机遇、资金扶持、创建申报

李兵弟: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小镇实践专家,多次参与中央1号文件起草
杨国亮:德清旅游委员会副主席,莫干山民宿策划者。
曾处长:杭州市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人,多次主导杭州特色小镇申报创建工作,在该领域有丰富实操经验
第二板: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顶层设计、盈利模式、策划创意陈放:中国策划学创始人,中国创意研究院院长,首届中国十大策划风云人物
汪传虎:赛伯乐投资高级合伙人
云亮:智纲战略研究院 总经理
第三板: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规划设计、产业导入、落地要点姜晓刚:南方设计院副院长,实操了梦想小镇、基金小镇等等
姚子刚: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研究员
于历明:美国迪士尼梦幻工程师公司首席创意建筑设计师、美国FIDA文旅、亚太区总裁
第四板: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项目操盘实践、运营模式创新 毛厚德:日本著名建筑师,无锡拈花湾小镇第一操盘手
季鉴真:中国青瓷小镇 操盘手
许峰:蓝城小镇 总裁
柳中辉: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操盘手
沈毅晗:万科良渚小镇 负责人
望峭:袁家村民族小镇 战略顾问
张万兵:云栖小镇管委会主任
第五板: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IP打造、创意经济、品牌塑造李永萍:原台北市副市长
洪清华:驴妈妈创始人,景域集团董事长
苏影:深圳华侨城欢乐谷筹建负责人,武当太极湖生态小镇负责人
徐旭初:浙江大学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汤敏:古村之友创始人
第六板: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投融资规划、投融资模式创新李国栋:国家发改委《中产经》战略新兴产业办公室PPP中心主任,北京海绵控股董事长
毕贺成:万鸿泰和集团 首席顾问 PPP实战专家
潘岳奇:杭州城投网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单光暄:中国首席PPP实战落地专家
第七板: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IP项目路演征集

1.每个名额给予10-15分钟项目演讲时间(10个名额);

2.现场专家诊断分析与点评 设计顶层设计架构;

3.所有在场参会人员提问探讨,资源对接(需准备PPT)  

第八板: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标杆项目实地考察研讨1.无锡田园东方、2、拈花湾(项目负责人全程陪同,仅限会员和贵宾席参与)

咨询报名

潘老师  

电话18810345208
微信18810345208
注:峰会仅限董事长 总裁 核心高管  政府官员参加,添加微信咨询请备注“参会”。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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