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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

小火苗和古代文学 2019-01-15 14:01:01

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赵翼:“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瓯北诗话》)二者实质都是创新。


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渊源:

(一)远源:《诗经》“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


(二)近源:杜甫反映民生苦难的篇什:

1、继承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时事、亲身见闻;

2、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明胡震亨引焦竑:“杜公往往要到真处、尽处,所以失之。”“雅道大坏,由老杜启之也。”(《唐音癸签》)。


元结、顾况、戴叔伦等表现和继承。


贞元元和间强烈回响。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纷纷效仿,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


自觉学习民歌。如张籍《白鼍鸣》、《云童行》、《春别曲》,王建《神树词》、《古谣》、《祝鹊》,白居易《竹枝》、《杨柳枝》、《何满子》等,平实浅易,自然明快,充满乡土市井气息;乐府诗受民歌影响大。陈寅恪:“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之歌谣。……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


上述几条反映此期诗人已形成通俗化自觉追求,而且自觉承传杜诗写实倾向。


中唐较早创作乐府诗—张籍、王建,时号“张王”。


张籍,字文昌,有《张司业集》。


1、性格更近白居易平易通脱。韩愈称其“古淡”(《醉赠张秘书》),白居易称其讽谏之义:“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


2、乐府诗。

(1)有古题也有新题,取材和表现对象广泛。最集中最深刻的是农民的生活和苦难,如《野老歌》不着意于讽谕而讽谕之义见是张籍乐府特色。

(2)选题不大,都是“俗人俗事”;但挖掘甚深,由一人一事一语见社会缩影。如《牧童词》“牛牛食草莫相顾,官家截尔头上角!”《征妇怨》“夫死战场子在腹”表现战争造成的苦难《促促词》反映农妇的艰辛及其对远行丈夫的思念。

(3)擅长刻划人物心理活动,如《节妇吟》(“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3、近体多追求平易而意蕴深厚的风格,如《秋思》(行人临发又开封)。宋张戒“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思深而语精”(《岁寒堂诗话》),王安石“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不少诗表面平易、本色,无雕琢痕迹,但其中融入了在布局造语上的大量心血,只是在诗成后浑化无迹。


王建,字仲初,有《王司马集》。

1、王建与张籍诗风似,乐府诗:


(1)有不少描写农民日常生活,表现其喜怒哀乐,生活气息浓厚,如《田家行》。

(2)与张籍虽都以写实见长,但王诗更含蓄隐曲。如《织锦曲》“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主人公怨恨哀伤全在暗示之中;《簇蚕词》也类似。

(3)边塞题材诗作,如《辽东行》、《送衣曲》、《饮马长城窟》等,声调低沉。


2、反映宫女生活、以白描见长的《宫词》百首,不乏构思巧妙、清新可诵的篇章:“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影响:明高棅:“大历以还,古声愈下。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风。”(《唐音癸签》)清翁方纲:“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较之昌谷,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石洲诗话》)在继承汉魏乐府和杜诗传统,向重写实、尚通俗之路发展中贡献不可忽视,对元、白新乐府创作有直接影响。


元稹,字微之,有《元氏长庆集》。生性激烈,少柔多刚,参政意识和功名欲望甚强,元稹的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


“新题乐府”。

1、缘于李绅启迪。元和4年(809)和李绅20首“新题乐府”诗12首。

2、都是写实之作,如《上阳白发人》写宫女的幽禁苦,《五弦弹》写任用贤才事,《法曲》不满“胡音胡骑与胡妆”习俗等。

3、不少篇章殊少情致,概念化倾向强,且叙事繁乱,“一题涵括数意”(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题乐府》)。


元和12年(817)与刘猛、李余相和作《乐府古题》19首。

1、或“虽用古题,全无古意”,或“颇同古意,全创新词”,都是“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乐府古题序》)的讽谕之作。《织妇词》、《田家词》具代表性。

2、每首述一意,题旨集中明确;多用三五七言相间杂句式,甚至以11字为句,参差错落,稍有风致,但语言仍嫌滞涩。


代表作:元和13年(818)《连昌宫词》。

1、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朝政治乱因由。

2、荒凉景象→追述昔盛今衰→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问题→归为“努力庙谟休用兵”题旨。

3、以叙述为主,杂以议论,表现劝戒规讽意,但不能因此说这是讽谕诗。

4、将史实与传闻糅合,辅以想象、虚构,把无关的人物、事件集中在连昌宫中描写,渲染了氛围,使诗情更生动曲折。陈寅恪:“《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行宫》与《连昌宫词》异曲同工。


艳情诗。多追忆自身经历,如《春晓》、《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语言浅易,格调轻快,低回缱绻,一往情深。


悼亡诗。抒发哀思和怀念,如《遣悲怀三首》对亡妻生前身后琐事描摹,寄寓着人生至情。如“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清蘅塘退士:“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唐诗三百首》)。


与白居易唱和诗。


白居易,字乐天,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有《白氏长庆集》。

诗歌理论—对通俗性、写实性的强调和表现。


《与元九书》:“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在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最受重视,其诗歌主张主要就早期讽谕诗创作而发。


理论:

1、《策林》中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反对离开内容单纯追求“宫律高”、“文字奇”,及齐梁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

2、《新乐府序》指出作诗的标准:“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分别强调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歌谣色彩。即诗歌必须写得真实可信,浅显易懂,便于入乐歌唱。


目的是补察时政:“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与元九书》:“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1、为时为事而作,首先“为君”而作。

2、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指向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休明。


意义及实质。


1、上述理论以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近社会现实、干预政治。

2、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写时事道路的发展。从写时事说,白与杜相同;但杜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情怀融为一体,虽时含讽谕意,却非以讽谕为出发点,而出之以情;白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主要目的,极度突出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窄路。

3、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使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取代。

4、因评诗标准过狭,导致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


创作。

(一)讽谕诗170馀首,大都作于贬谪前,写实尚俗与张籍、王建等相通,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进一步发展。

(二)《观刈麦》《村民苦寒》《宿紫阁山北村》等作品大体展示此类诗作的两个基本倾向:深刻反映下层民众苦难生活,揭露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恶行。

(三)《秦中吟》组诗,共10首,“一吟悲一事”,集中暴露官场腐败、权贵们骄横奢侈及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为富不仁《买花》“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轻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四)《新乐府》50首是一组有明确政治目的、经过严密组织构建的系统化诗作,内容广泛,以反映民生疾苦和下层情事、揭露弊政和权贵丑恶的诗最好。


1、与元稹“新题乐府”对比:

(1)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篇下小序即该篇主旨。如《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秦吉了》“哀冤民也”;《卖炭翁》“苦宫市也”等中心突出,意旨明确,避免一题数意、端绪繁杂的弊病。

(2)形式灵活,多以三字句起首,后接七字句,富民歌咏叹情调;语言方面,力避典雅的书面语,用口头语或俗语穿插其间,如《秦吉了》。

(3)善于描绘人物,感情浓烈。如《上阳白发人》“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2、《卖炭翁》—批判宫市宦官、为贫苦百姓鸣不平;《新丰折臂翁》、《杜陵叟》。


3、缺憾:

(1)创作目的“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往往以丧失艺术性为代价,给诗篇添加议论的尾巴;有时画蛇添足,作不必要的重复。

(2)有些诗篇本无深感,只为凑数而作,枯燥乏味,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采诗官》等,大都堆积议论说教。

(3)过多注重诗的现实功利目的,常用理念结构诗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

(4)语言一意追求浅显务尽失之直露,有时简单事理也反复陈说,不够精炼含蕴。


讽谕诗创造了一种新诗体和新风格,并以“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寄唐生》)的勇气,对社会丑恶进行大胆的指斥和抨击,值得钦敬。


贞元、元和之际,随着传奇小说发展,诗坛出现有故事性、抒情性的长篇叙事诗,如元稹《琵琶歌》、《连昌宫词》,李绅《悲善才》,刘禹锡《泰娘歌》等。


《长恨歌》、《琵琶行》属感伤诗一类。


《琵琶行》《长恨歌》是白最成功作品。

(一)艺术上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强化。与此前叙事诗相比,这两篇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在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务求尽情。

(二)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如《长恨歌》“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

(三)语言明白晓畅又精纯确当,“无不达之隐,无稍晦之词”(赵翼《瓯北诗话》);

(四)想象、虚构、比喻等手法的运用。


唱和诗。

(一)唱和之风。贞元间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旧唐书·高郢传》),形成“侈于游宴”的“长安风俗”(李肇《国史补》)代表是权德舆及其领导的文人集团。


(二)元和间出现以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唱和的形式,元白是创始者。

1、元白相识之初即有酬唱,此后分别被贬,一在通州,一在江州,虽路途遥遥,仍频繁寄诗,酬唱不绝,即“通江唱和”。

2、元白此期唱和诗多长篇排律,次韵相酬。次韵诗既要严守原诗之韵,又要自抒怀抱,还要写上数百句。如白《东南行一百韵》元《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

3、寄怀酬答的短篇小诗更为真挚耐读,清新有味。如《舟中读元九诗》,元《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


(三)元白这类以次韵酬唱为主的短篇长章流传颇广,“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元和体”除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外,还包括元白流连光景、浅切言情“小碎篇章”,包括元的艳体诗。


交往唱和高潮在长庆至开成间。

(一)由于党争激烈、政局动荡,不少当年曾积极参与政治的文人纷纷退出政坛,集于东都洛阳。

(二)白居易是其中核心人物之一,时而与刘禹锡、裴度等酬唱,时而与远近诗友庚答酬唱,就中与刘禹锡、令狐楚、崔玄亮等唱和尤多,内容以叙写闲情雅趣、思念问候为主。此期编成的酬唱集有刘白《刘白唱和集》,白刘裴《汝洛集》,刘与令狐楚《彭阳唱和集》,与李德裕《吴蜀集》等。


闲适诗和讽喻诗:都具尚实、尚俗、务尽特点,但在内容情调上不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相关,多意激气烈;闲适诗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有淡泊平和、闲逸悠然情调。早年如《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官舍小亭闲望》“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晚年闲适生活与诗酒人生、拂道心境全都表现在闲适诗里:“绿蚁新醅酒”(《问刘十九》)


知足保和源于对政治的厌倦和佛老思想影响,以及浅俗思想。很多闲适诗热衷于铺叙身边琐事。《序洛诗》:“闲适有馀,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此期诗多“称心而出,随笔抒写”(越翼《瓯北诗话》),内容形式都既浅且俗。苏轼“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所谓白俗,主要表现在此。


记游写景的“闲适”作。如被后人评为可与韩愈《南山》“匹敌”(《唐宋诗醇》)的《游悟真寺一百三十韵》有明显的散文化倾向;《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宿简寂观》、《咏意》、《大林寺桃花》等,都能以审美的眼光和清新的笔调观照自然,抒写心愫,表现出“逸韵谐奇趣”特点。


白居易的闲适诗还有不少说理议论的篇章,所说之理又多为出世逃禅、知足保和之类,初读之下,尚觉清爽,数篇之后,便觉陈陈相因,了无新意,正如他自己所说:“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上怪落声韵,下怪拙言词。”(《自吟拙什因有所怀》)但白居易诗也有说理说得好的,如组诗《效陶潜体十六首》便将议论与叙述、描写结合起来,以饮酒为契机,表现诗人“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更复强一杯,陶然遗万累”的真实情态,较之一般纯发议论的说理诗,自不可一概而论。


影响。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影响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