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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扬:应酬——社会史视角下的清代士人书法(上)

E史学 2018-02-13 06:52:15




文 ∣ 柳扬,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MIA),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主任

来源 ∣ 莫家良、陈雅飞主编,《书海观澜》(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97-127页

“艺术史”专栏编辑 ∣ 何鉴菲


以往的美術史討論常常將士大夫文人(literati)的作品視作純粹的、適情自娛的東西。美國學者席克門(Laurence Sickman)寫於1956年的一段話頗有代表性:“他們的作品並不是為了迎合某種需求,而毋寧是出自內心創作的衝動。”[1]近年來,理論風氣開始轉變,學者們將觸角伸到更廣闊的、甚至非藝術的領域中去,開始從以往流行的形式主義分析轉向對其社會和政治意味的更為微妙和複雜的分析。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前觀照上述的看法,其理想主義的武斷便愈加顯然,借用英國學者柯律格(Craig Clunas)的話,“如今,沒有人會真的相信那種‘文人神話’所宣示的,所謂與世無爭的學者最純粹的藝術形式。”[2]


用這種新的眼光來檢視大量存世的清代書法作品,尤其是對聯,不難發現所謂純粹的、適情自娛的東西,並沒有在書法這種被視作文人精英文化的藝術形式裡占主導地位,其中很大一部分作品其實是作書人在社會活動中的應酬之作:或者是主動相贈,或者是應人之囑。一般說來,凡是為他人所寫之書,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都可歸入應酬之列。美國學者白露(Tani Barlow)這樣觀察傳統中國儒家觀念統治下的子民:他們“總是以某種事物之一部分而現身,由‘上下文’而非本質而界定;他們身上的印記是互相依賴、禮尚往來,而非自主以及本身具有對立因素的矛盾體。”[3]她的觀察提醒我們,應該把士人書法家與他們有關的人和事,那在他們之間流傳的、作為饋贈物的書法作品,以及在禮物交換背後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的背景,連在一起來考察。那種種的社會關係,親友、同僚、上司、下級等等,都為書法應酬的行為和書家自己的特性添加了意味。


清代士大夫文人撰寫的形形色色的筆記,以及大量存世書法作品上的款識內容,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材料,讓我們得以在社會史的視角下打量當時士人的書法活動,瞭解士大夫官吏通常是在哪些場合、於何種情況下完成其應酬之作並如何交接,饋贈性的書法都有什麼樣的社會和政治功能,以及如何植根於傳統的禮物交往的社會系統中。



▲ 莫家良、陈雅飞主编:《书海观澜》

士人間的書法往來——贈書與索書


清代士大夫文人親友、同僚或上下級之間的書法往來,構成了書法藝術的一個重要現象。這種書法往來有主動贈送和索取之別。


一、贈書


贈書的行為可以發生在身處不同階層的士人之間,長輩之於晚輩、老師之於學生、長官之於舊部,或者反過來,後者之於前者,書法的饋贈都是得體的行為。


同輩士人、官吏之於同僚、親友之間的相互書法贈予是最尋常不過的事情。存世的大量書法作品(尤其是楹聯)上的款識證明了這一點。起因或為留別或送行,如伊秉綬(1754-1815,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曾任揚州知府等)1806年所作《隸書五言聯》,起因是“北亭大兄作宰陽江,得句送之”;[4]或為祝壽,如林佶(1660-1720後,康熙壬辰五十一年進士、曾官內閣中書)1716年作《隸書七言聯》,乃是“恭賀穎園年學兄壽”;[5]再如賀喜、悼亡之類[6]凡此種種動機,在贈人的書法作品裡佔據主要的地位。饋贈書法的內容得體,猶如“巴山夜雨”的秉燭長談,如隨意而之卻曉之以情的尺牘,對親友是“潤物細無聲”的獨到安慰和鼓勵。


不同輩份者視對方為知己,互贈書法,也是常見的行為。贈書的原因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除了上面提到的類似動機,其它像晚輩對長者的感激,如桂馥(1736-1805,乾隆五十五年進士)於壬子年(1792)所作《隸書八言聯》,原因是,“雨林太世叔十年於茲,飲食教誨,受益良多,感恩知己,兼有之矣”;[7]或是師長對學生的勉勵和贈言,比如方濬師(1830-1889,咸豐五年舉人,曾任兩廣運司、直隸永定河道按察使),憶及自己於戊辰年(1868)外擢,臨行前去向老師倭仁(1804-1871,道光九年進士,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道別,並向他乞訓言。倭仁說:“汝無他,心直口快,亦君子之一病。”遂贈其手書八言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8]其它像知己間的交流,如伊秉綬於1814年撰《隸書五言聯》,款識上題:“書為雲伯先生是正,先生極賞此句,余以徇知己。”[9]雲伯乃嘉慶舉人、曾官江蘇江都縣知縣的陳文述(1771-1843)。陳雖以詩文名,但官職比伊秉綬小,又年輕17歲,但伊卻視其為知己,以脫胎自李白(701-762)的詩句“人迷洞庭水,雁渡瀟湘煙”對聯相贈。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許多作品(特別是楹聯)是士人在雅集的場合,為友人、同僚或前輩即興揮毫而作。它通常和詩、畫的創作密切地結合在一起。乾隆丙辰(1736)舉鴻博、曾官檢察御史的杭世駿(1696-1773)於1766年秋天所書《行草七言聯》,正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杭世駿在款中詳細描述了撰此聯時的情形:“丙戌之秋,同江聲、龍泓諸同人集紫竹山房小飲,各賦新詩,以志佳會,主人長於書法,直追二王,名重西京,余未及作韻語,書此聯以贈,知不免布鼓雷門耳。”[10]像這樣的文人雅集,主旨就是詩、書、畫的交流,參與雅集者興之所至,各自揮毫、各賦新詩,你來我往,相贈作品。


親友之間情深意長,士人會千里迢迢,將字寫了寄去。“揚州八怪”之一的高鳳翰(1683-1749)以畫聞名,中年時曾於雍正六年(1728)考賢良方正試,授修職郎,官安徽歙縣丞,1733年任江蘇泰州壩監摯。翌年(雍正甲寅)曾書《隸書七言聯》(黃海雲峰標崒嵂,新安江浮水印澄清),款識云:“書寄玉翁老堂長宗兄,愚弟鳳翰拜贈。”[11]嘉慶十年(1805)進士、曾官左都御史的姚元之(1773-1852)於道光六年(1826)在“都城宣武門內寓齋”撰《隸書八言聯》(草木文章發帝杼機,華竹龢氣驗人安樂),寄給遠在蘇州的友人,款署:“青立先生別來廿餘年,近聞僑寓姑蘇,以畫自娛,老景矍鑠,蓋其得江山醞釀之趣深矣。偶書此聯,便為寄正。古人謂作山水筆須通於篆隸,不審拙筆有合先生畫意否耶?”[12]款中提到的“青立先生”乃是當時著名書畫家朱昂之(1764-1841年後),兩人結識於北京,據說每當朱昂之到姚元之家作客,朱總是只喝茶或自購食物為主人省錢,後來當朱要遠赴東北之際,前往姚家辭行,姚特備豐盛酒菜為其餞行。[13]此聯作於1826年,從姚的款識內容看,當是在那次送行之後。


贈人之書法,有時並非自己親作,饋贈者借花獻佛,將別人送給自己的作品或自己的藏品,轉贈他人,也是常見的現象。乾隆五十七年(1792)舉人、曾官江蘇知府的萬承紀(1766-1826)曾為友人玉坡撰《篆書七言聯》,現存此聯的裱邊上有題跋云:“己未九月將由漢口還京,留別琴西先生。”[14]由此可以得知,這幅對聯後來被“玉坡”或別的收藏者在己未年轉贈給了琴西先生。[15]嘉慶年間嘗客遊畢沅幕中的著名書法家錢泳(1759-1844),曾於1812年作《隸書臨黽池五瑞碑》,款題:“簫樓尊兄屬臨。”受書者簫樓後來又將其轉贈給友人,他在款識中記錄了這一段姻緣:“梅溪為余臨黽池五瑞碑,秋竹二兄見而愛之,遂以奉贈,簫樓陳權識。”[16]


二、索書


除了主動相贈,更多的書法作品的完成,則是被動地回應別人請求的結果。索書之舉不同於其它向別人索取勞動產品的行為,傳統上被視為是優雅的、符合社會禮儀的,跟索書有關的一些不同尋常的事件,甚至變成廣為流傳、為當事人增添光彩的雅事趣聞。


1
索書的一方


索書的行為可以發生在相同或不同輩份、相同或不同階層、認識或不認識的士人之間。現存的書法作品,尤其是楹聯,很大一部分都能看到書家題“某某屬(書)”或“書應某某”之類,它們清楚地反映出在傳統社會索書現象之普遍。


索取同僚書法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不管這樣做是否強人所難。清末曾任上海、青浦等地縣令的陳其元(1812-1882),追憶咸豐戊午年(1858)春,自己與工書的金華太守馬雨峰交往相善。“余素不善書,而太守顧以為善,臨別強余書扇而去。”以致友人錢曉庭調笑他說:“子若殿試遇馬公,必狀元及第無疑,何事軍功耶!”[17]


雖然關係密切的友人、同僚可以隨時開口求書,缺乏這種關係的索書者往往會創造機會,向善書者提出要求。比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探花、官編修的洪亮吉(1746-1809)所著《更生齋詩》卷7《西圃疏泉集》有贈戈裕良詩三首,詩題為:《同裡戈裕良,世居東郭,以種樹累石為業,近為余營西圃,泉石饒有奇趣,暇日出素箋索書,因題三絕句贈之》,[18 ]這是藉由給別人的幫助而開口索書的典型例子。常見的是索書者設宴款客,主賓酒酣興高之際,主人趁機出素紙向客人索書,客人為酬謝主人的好客,因此不吝揮毫。比如康熙時舉人、乾隆元年薦試鴻博的厲鶚(1692-1752)於1732年作《行書七言聯》,款識題:“壬子冬至後三日,過馬半槎南齋,炙甜香以供客,風味幽寂,前明宣宗時禁中製也。坐上索予譜《國香慢》一闕成,半槎謂予云:‘昔熊訥齋請詹天遊賦《軟香〈慶清朝慢〉》,願埽陳言。君於此題,當與天游競爽矣。’酒正酣,出素紙索書是聯,醉眼矇矓,不足為大雅所賞。”[19]


有時索書者會於別地千里迢迢將紙寄給作書者,請求對方揮毫相贈。比如趙之謙(1829-1884,咸豐己未年舉人,曾官江西鄱陽、奉新知縣)於同治丁卯年(1867)作楷書《家太常孟子題辭四屏條》,款識中即提到,“印溪三兄年大人自清江寄紙索書,即以呈教。”[20]


除了索取文人士大夫親筆所書之作,索書者有時利用特定的場合或機會,拿出自己收藏的書作,向與書法原作者有關聯或無關係的其他名人“索題”,由此為自己所擁有的作品增添內涵和分量。比如樂常在軒藏《篆書七言聯》(偶呼明月問千古,曾共梅花住臺山),乃洪亮吉所書。聯上有清代名宦畢沅(1730-1797,乾隆二十五年狀元)之弟畢瀧書於戊辰年(1808)的題詩及跋:“更生齋復授經廔,真墨正隨一炬收。我是先生門弟子,瓣香終古為低頭。戊辰五月耜經世講過吳門,於費氏齋中小飲,席間出示北江先生真蹟,索題於余,乃漫書一絕,為他日念耳。竹癡畢瀧拜題。”[21]在跋中畢瀧自稱是洪亮吉的門生,恭謹之心,躍然紙上,無形中抬高了此聯的價值。像這一類的添書一般是被索題者隨心所欲、如畢瀧所謂的“漫書”:記敘被索題的經過,交待與索書者的交往,同時表達自己的心意看法。


但有時,囑書者會要求“添書”的人題寫特定的內容,試圖以新添加的名人的文字在某種程度上改變此作品的屬性。比如桂馥曾撰《隸書六言聯》(腹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原作無款,或是作者自娛之作。同治三年(1864),此聯當時的主人,即道光年間曾官蘇州知府、隱退後成為著名考據家和收藏家的吳雲(1811-1883),邀請友人吳熙載(1799-1870,書法家、篆刻家、畫家、詩人和學者)為其重題聯款,讓自己從此以後成為此聯的受書人。吳熙載題道:“桂君未谷分書與錢梅溪齊名,當時有‘南錢北桂’之稱,其實桂當勝。此聯未有主名,為二百蘭亭齋主人所得。主人分書過之,而愛之恐人見奪,囑余補款,余喜其書之工,尤喜此二語,如對主人發,故題以歸之。”[22]


這種“愛之恐人見奪”的念頭想必普遍存在於吳雲所來往的士人圈子裡。數年之後(1871),吳的友人“笙漁太守”邀他為自己所得之何紹基(1799-1873,道光十六年進士)作《行書八言聯》題跋,吳雲寫道:“此蝯兄極經意書也,笙漁太守世講得之,恐人豪奪,屬退樓署款。”[23]同幅楹聯上還有同時代人吳起潛的題跋,稱“茲笙魚太守得其師子貞何先生楹帖,筆下脫盡書家畦逕,如天女散鬘陀羅寶花,飛揚歷亂,純以筆尖用事,恐急索解人不得也。”如同傳統繪畫,書法作品的內涵會由於這些後來添加的題跋而愈加豐富。這些添加的內容會變成書作的有機組成部分,成為一代又一代被充實和豐富的接受之鏈的一環。


在中華帝國晚期,愛書和索書的風氣是那樣普遍,以致於外國人也登門向著名的士人書家乞書。精通金石碑版之學的錢泳在《履園叢話》中提到,乾隆壬申(1752)恩科進士、官翰林侍講的錢塘梁同書(1723-1815)引疾歸後,家居六十年,博學多文,而尤工於書,日得數十紙,求者接踵,至於日本、琉球、朝鮮諸國,皆欲得其片縑以為快。年九十余尚為人書碑文墓誌,終日無倦容。[24]據說,“時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介舶商求梁評定。琉球生自太學歸國,踵門丐書一紙,曰:‘持是以復國王耳。’”[25 ]


民間的話語甚至將這種行為從人世間演繹到了鬼神的天地。順治九年(1652)探花、官至禮部侍郎的沈荃(1624-1684),工於書法,為康熙(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所器重,曾入直南書房,據說連五通廟裡的神靈也托人欲得其一扁額懸祠中:


西關戚家巷,有五通廟最靈。一夕,廟左一士,夢神來謁曰:“某欲得沈公一扁額,煩君為我致之。”士素不識沈,沈之客計生南陽,居相近,往告之,為代書,懸祠中。夜半,復見夢曰:“某自求沈公真跡耳,計生贗筆,何足貴乎?可為我易之。”士驚寤,投刺謁沈,具語其故。異而與之。是夕,復夢神來謝。學士名位顯赫,神蓋預知之矣。[26]


想方設法得到著名同僚書家的書法,便成了愛好書法的官吏們的一個心事。除了向善書者索書以便得到其精心準備、有意為之的書法作品,有心人還把同僚間往來的書札也當作書法珍品加以保存。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王士禛(1634-1711)在刑部尚書任上時與同年進士、任職刑部主事的劉體仁(1624-?)相善,他後來在《古夫於亭雜錄》中回憶說:“故友劉吏部公(甬戈)體仁尺牘、題跋,風味不減蘇、黃。往與余往復最多,今並佚失,偶從蠹簡中得其小札一通,書法、言語皆可寶翫,因付大兒涑藏。”[27]王士禛乃康熙時期重臣,清初文壇領袖,字裡行間,仍透露出對失去下屬同僚書法的惋惜和對僅存書札的珍愛。比王士禛更有心的是大學士永貴(?-1783)長子瑛寶(字夢禪),據出身滿族官宦世家、世居北京的震鈞(1857-1920)所記,大學士劉墉(1719-1805)“與瑛夢禪先生交最契。余嘗見公與夢禪手札,凡二百通,由壯至老,體格皆備。夢禪裝為冊,自為之序。又得公與夢禪餽物事目一冊,日用之物,無所不具,殆亦無日不餽也。又見二冊,則多邀飯之札,想見二公交誼。蓋瑛居勾欄胡同,與公隣巷也。”[28]同治七年(1868)進士、歷任編修、湖南廣東巡撫的吳大澂(1835-1903),也是著名的金石學家和書畫家,尤其精於篆籀。“平時作札與人,均用古篆。其師潘文勤得之最多,不半年,成四巨冊。”[29]潘文勤即咸豐二年(1852)探花潘祖蔭(1830-1890),同治年間曾任山東、順天鄉試主考官、戶部侍郎、兵部尚書等職。


以上三個例子,涉及到關係密切的上下級、友人和師生之間的書法交往,對於那些與善書者缺乏往來而難以獲得其親筆書札的士人,則只能借機行事,以便獲得他們的片言隻字。乾隆三十年(1765)進士錢灃(1740-1795),以書法名世,曾任翰林編修、通政司副使、檢察御史等職,據說他“值樞垣日,所寫交發檔,均被後輩攜去,一字之珍,幾如拱璧。”[30]


士人索書的途徑五花八門,有直截了當,有輾轉托人。在方法上可謂機關算盡,有的靠智取:據說劉墉的一個同僚常送他禮物請他吃飯,因此得到不少劉的親筆感謝函:


有某公同直軍機,時饋劉精品飲食,劉輒函謝。不數日,又致饋,年余未嘗倦。一日,劉詣某,適有一友在座,談次,友求文清書,文清不肯。某曰:“渠書欲易食物,豈能為汝書耶?”文清愕然。某乃出一巨冊,咸劉手跡,曰:“許多珍跡,皆食物易得來也。”文清視之,悉己之謝函,相與撫掌大笑。[31]


有的則斯文掃地,取下策來騙取。咸豐六年(1856)狀元、曾任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光緒帝師的翁同龢(1830-1904),戊戌變法後被開缺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於是(常熟令)朱某日往翁氏之第,每往,必嚴詞詢察門僕,謂中堂起居動作,皆須察問,公事如此,不得不然。僕人以告,松禪忿極,乃每日作小簡,內書:翁某今日須往後院走動,請老父台核示;又云:翁某今日洗足,請老父台駕臨看管等語。翁意蓋欲藉此以窘之也。朱得簡大喜,以白綾裱成合錦條幅,懸於花廳。紳士有來謁見者,見之以告松禪。松禪大窘,命人往言,欲將原簡收回,朱謂此是中堂親筆,不易購得,若必欲收回,須以屏對十副為交易之品。松禪無可如何,乃書一屏一對以交換之。[32]


陳其元在《庸閒齋筆記》敘述說自己同梁同書外甥一槐先生友善,一槐所藏學士真跡頗多,陳曾乞得一聯。一槐曾告訴他梁同書花甲之年被騙的故事:


學士年六旬時,曾以事入都,道出山東,聞訛言前驛水阻,因詣中丞滿洲某公咨之。中丞一見,即盛言前途火勢異漲,不能行。遂留學士居於署之後圃,館給豐隆,惟出入必經其內寢,殊為不便,因亦鍵戶不出。中丞越三五日必來館一次,見則言水勢之大,吁嗟不已。館中一無書籍,架上祗古帖十餘種,隃糜數十丸,縑素數百番而已。學士閑居無事,日以染翰為消遣計。如是者幾及匝月,楮墨略盡。一日中丞入見,喜動顏色,曰:“水已全退,君可行矣。”遂開筵飲餞。酒半酣,忽顧插架歎曰:“吾以公事勤勞,將友朋所諈諉者耽擱許久。”學士乃言日來無事,業代為書盡。中丞佯驚曰:“此皆遠近名士,慕余之書,輾轉交來者;今顧為公墨之,奈何?”促呼僮舁去,更易新楮來。學士大慍,遂別去。既首途,則前路並無水漲事,皆中丞捏詞欺之耳。久之,始悟廿余年前在翰苑時,中丞方官筆帖式,以佳紙乞書,學士不應,今乃為是狡獪以報。後學士每言及之,猶有忿色;然某中丞則已琳琅滿篋矣。[33]


2
被索書的一方


被索書的一方往往應對不一,有的痛快回應,有求必應;有的一口回絕,或推三阻四。箇中原因,因人而異。不喜為人書者,有的據說是因為不善書,因而羞於將自己的書法示人。比如紀昀,坊間說他博洽淹通,是近世之劉原父(敞,1019-1068,北宋經學家、史學家和文學家)、鄭漁仲(樵,1104-1162,宋代史學家、目錄學家),“獨不善書,即以書求者亦不應。嘗見齋中硯匣,鐫二詩於上云:‘筆札匆匆總似忙,晦翁原自笑鐘王。老夫今已頭如雪,恕我塗鴉亦未妨。雖云老眼尚無花,其奈疏慵日有加。寄語清河張彥遠,此翁原不入書家。’”[34]有的則是因年老眼花,有心無力,乾隆五十四年(1789)進士、曾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及浙江巡撫的阮元(1764-1849),書法一流,但據梁章鉅(1775-1849,嘉慶七年進士)記載說,他晚年“老眼模糊,嬾於作字,有以書畫求題者,輒艸艸應之……惟有求擘窠榜書者,則無不應,蓋不甚費目力,且易於縱腕力也。”[35]


善書的群體中,不同的人對待索書之舉,也往往不同。有的大方爽快,比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進士朱紱,“官中允改御史,工書有索輒應”。[36]何紹基據稱“先後為人書楹帖,以數千計,句無雷同……自蜀歸,再返道州,雖農野婦孺,亦踵門求書,僻邑無良紙,悉書之,不拒也。”[37]與“老眼模糊,嬾於作字”的阮元晚年不同,張之萬(1811-1897,道光二十七年狀元、曾官大學士)年屆八旬,有索書畫者,輒欣然應之。[38] 


有趣的是,有的書家慷慨回應乞書,乃是出於某種信仰。“嶺南三家”之一的陳恭尹(1631-1700),“盛有詩名,兼工八分書法。而晚年好道,結願放生。人有乞其書者,籠禽而至,輒欣然灑翰,視禽之多寡,則嬴縮其書以應之。閣筆開籠,淋漓滿志。其四方碑版之酬,亦即遇物買放,貲盡乃已。”[39]


回應索書可以立等可取。《皇清書史》載有陳思相者,以舉人供職武英殿,“善書法……人丐索者,磨墨濡毫,飲之以酒,立就五七十紙不勌。”[40]這通常發生在聚會的過程中,一種情況是主人具饌邀飲,在這期間作客者主動揮毫,以酬主人的好客之道,如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梁于渭(?-1912)於光緒癸未(1883)作《隸書七言聯》,款識中提到:“雲溟大兄邀遊別墅,僕身行萬裡,長卿倦遊,偶息幽軒,流盼花木,為其集秦系白香山詩句,以誌清娛,但知還之鳥,集灌仍飛,縱壑之鱗,仰流方躍也。”[41]


有時候作書者可能多年後才能得以踐約,滿足索書人的請求,比如阮元作於1799年的行書題畫詩,款識中提到:“叔未孝廉在京郊以素幅乞書,曩直匆匆,束在高閣。己未冬駐杭州,值小除夕,吏事甚閑,門庭如水,紙窗鐙火,風雨淒然,偶對盆梅,憶及此幀,為書舊作。”[42]李鱓(1686-約1762,康熙五十年舉人)於乾隆十七年(1752)為“念翁”作行書七絕四首,跋中也提及,“余字學粗淺,念翁愛忘其醜,乃索余書,遲至七年後始得報命,可謂愆期,然亦踐久要之言矣。”[43]再如趙之謙書《北魏鄧僖伯白駒谷題字》,款識說:“覺軒仁兄有道,以舊楮索書大幅約五年矣,光緒癸未四月,宿雨乍晴,率塗應之。”[44]


士大夫宦海浮沉,日間忙於公務,平時又有很多應酬,索書多了也是負擔。早在明代萬曆年間,我們就從當時任浙江海鹽衛的彭宗孟筆下,體會到被索書者之不易:丙申年(1596)彭宗孟以迎侍至京口月餘,回海鹽後集江上所韻之詩及筆記刊《江上雜疏》,其中說起自己“寄江上日久,索書者頗多,匣中所攜穎生禿盡。”[45]在清代,士人被索書的負擔有增無減。康熙五十一年(1712)進士、官左都御史的吳拜,“一時書名大振,踵門來索者日不暇給。”[46]乾隆三十三年(1768)舉人、孔子六十九代孫孔繼涑(1726-1791),書法得張照筆法,“時以小司寇目之,求書者,紙堆几案若束筍。”[47]李宗瀚(1770-1832),乾隆五十八年(1793)進士,官禮部侍郎,其同僚陳用光(1768-1835,嘉慶六年進士,禮部左侍郎)為其撰墓誌云,“索書者踵相接也”。[48]嘉慶三年(1798)舉人、官安徽歙縣教諭的侯雲松(1765-1853),“善書畫,求者麕集,戶限為穿。”[49]道光二十年(1840)榜眼、翰林院編修馮桂芬(1809-1874)善書,李鴻章(1823-1901)為其所撰墓誌說他“書宗率更,兼工篆隸,四方求書者踵至。”[50]洪亮吉《玉麈集》提到有武進人莊寶書,“由四庫舘議敘官聊城縣丞,工書法,與蔣丞齋耀齊名武進,每旦啟門,則索書者已纍纍盈戶外。”[51]張九鉞(1721-1803,乾隆二十八年進士,任南昌知縣)《陶園文集》記由拔貢考取咸安宮教習用知縣的施萬玉,“楷法在大令率更間,碑版縑素,索者無虛日。”[52]


這些例子涵蓋了從朝廷大員到地方小吏不同等級的官員,但他們卻遭遇幾乎相同的經歷,從此可以想見清代索書風氣之盛。


被索書多了不僅是負擔,甚至會變成苦不堪言的煩擾。乾隆時貢生吳騫(1733-1813)所撰《拜經樓詩話》記王昭平(明末天啟辛酉[1621]進士)寄內書,其中說:“我自拜客應酬,強親書籍之外,唯有對天凝思,仰屋浩歎而已。近來索書者甚多,案頭堆積,總心事不舒,皆成煩擾。幸我身如舊,不必念我。”[53]鴉片戰爭中堅決主張抗英的林則徐(1785-1850),被加罪發配伊犁。到達新疆後,當地官員並不以他為“罪臣”,慕名求字者接踵而至,應接不暇的他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月十三日給友人黃壺舟(濬,1779-1866)的詩中說:“帶圍屢減腰仍瘦,筍束成堆眼已花(索書者多,苦無以應)。何日穹廬能解脫,寶刀盼上短轅車。”[54]於道光三年進士及第獲二甲第二名,曾授翰林院庶吉士,後調任刑部山西司主事,候選員外郎,即用郎中的嶺南著名的書法家鮑俊(1797-1851年),工書名於時,據說道光皇帝見其殿試試卷,喜其書法瀟灑出群,當即欽賜“書法冠場”四字以銘嘉勵。“故遠近求書者鍾相接”,他也因此感慨“年來不為浮名絆,字債猶能累此身”。清人筆記裡有因為回應索書,在書寫的過程中得病的記載,如道光三十年(1850)選拔赴廷試、成拔貢後曾做過內閣中書、以醫聞名的王堉,在《醉花窗醫案》中述及,當時任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的祁寯藻(1793-1866)曾因病向他求助,自述:“余以書名,持紙素索書者頗多,因循堆積未暇搦管,爾日無事,開窗作字,窗外多竹,適風起覺冷,晚而痛作。”[55]


或許是因為深知回應索書的無盡煩擾,有部分士人即使善書也不輕易為人作書,據說傅山(1607-1684)“以書畫著,不輕為人作”。[56]而劉墉,“書名重一時,然不肯為人書,故當時欲得文清書者甚難。”[57]李葆恂(1859-1915,官直隸候補道),“書名重當世,顧深自祕惜,不輕應人乞索。”[58]屢試不第、於咸豐七年(1857)花錢捐官,任浙江候補縣丞的江湜(1818-1866),“工詩亦能書,自以為不染趙董習氣,不肯輕應人索。”其所作《索書》七律云:“索書未是知書者,強試為渠數十行。見役此心方作惡,既書得意又全忘。秀難掩弱憐元宰,熟始呈能陋子昂。此手何當殺賊用,漫同筆墨鬥毫芒。”[59]


不過回絕索書有時是當事人所處的特別時間和境遇使然,相同的人在不同的環境或由於不同的心境,對待索書的態度,也會不同。前文提到翁同龢被常熟令朱某騙取書作,朱某也是不得已而為。據說翁“被放家居,每日作字十餘幅以消遣,顧親朋有持紙求書者,十不一應。時浙人朱某為常熟令,百計請托,求片楮而不可得,朱恚甚,而無如何也。”[60]連家鄉的父母官來求書都不買帳,可見翁氏心情之惡劣,因為平時翁如同張之萬,是個慷慨的書家,他甚至還以書法作慈善之事,清末學者劉體仁在《異辭錄》中提到,“順直水災,常熟翁文恭、南皮張文達各作書畫便面十,售貲助賑,每件二金。”[61]


因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圈子而對索書者持有偏見,也是拒絕為人作書的原因之一。王昶(1724-1806,乾隆十九年進士,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撰《梁同書八十壽序》,說梁的書法遐邇聞名,“東南碑版及琳宮梵宇有所題署,悉以求君,君欣然捉筆,各得所求以去,而節鎮之索書者,往往累歲不報。”[62]光緒九年(1883)進士、曾任工部員外郎的李岳瑞(1852-1927)在《春冰室野乘》中記載了清高宗弘曆十一子永瑆(1752-1823)的一個故事:


成哲親王曾為謝學士階樹作《黃庭經》小楷,為生平極精之作。旗下一都統見而愛之,乃以數十金購宋紙一卷,親詣邸跽求,王頷之,翌日即送至,某都統訝其神速,方竊自喜,展視,了無一字,惟一角有蠅頭小字三,猝不易辨。諦視之,則“你也配”三字而已,此則令人難堪矣。[63]


回絕別人索書要求,方式因人而異,有的直接了當,有的則拐彎抹角,有的抵死不從,有的委屈求全,箇中原因,或與當事人品性有關,或聯繫著社會政治的背景。《國朝書畫家筆錄》所載之和州諸生侯度,可謂硬骨頭的典範:此人“工書法尤善草書。咸豐季年,捻酋某蹂躪和州,慕度名索書不允,將殺之,無懼色,引刀自斷其指,血淋漓。旁人以無指永不能書解說,遂釋之。”[64]更多的士人面對自己不喜歡的強權的索書要求,則是採取委婉的方式加以回絕。康熙三十年(1691)進士陳鵬年(1663-1723),歷官江甯知府、蘇州知府、河道總督等,“書法師顏魯公,而草書特妙,求書者接踵。片簡行字,寶若圭壁。在京師值困乏,嘗以易酒米,要人乞書屏障,陽諾之,歷三年迄不可得。”[65]雍正八年(1730)進士嵇璜(1711-1794),乾隆年間歷任兵部尚書、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兼國史館正總裁等職,“善書,與和坤同在政府,和以楮素乞公書。公尋召翰林數人者飲於堂。童子請曰:‘墨具矣。’公叱之曰:‘屬有客,安能作書。’客曰:‘吾儕正樂觀公之用筆以為法也。’遂對客書之。甫及半,童子覆其墨,公起詬讓之,客為請乃已。翌日謝和坤曰:‘徒敗公佳紙。’蓋公本不願作書,預誡童子覆墨,而翰林數人本和坤門下士,故使親見之,言於和以為信也。其不憚委曲以全所守如此。”[66]在以上兩個例子中,被索書者都不願滿足權貴的要求,但又不想直接回絕而得罪人,因此花費心機巧拒。


應付索書的消極方法是請人捉刀,前面提到孔子六十九代孫孔繼涑善書,“求書者紙堆幾案若束筍”。其後人、孔子七十三代孫孔慶鎔(1787-1841)則更懂得如何擺脫索書之困。謝堃(178-1844,曾為國子監生)的《書畫所見錄》說他“以天授之才,加以古今碑帖無不寓目,安得不冠冕當代?然性嬾,有酬應之作,皆倩楊岳春、呂孟烈輩代作,故其書雅俗相混,惟識者能辨之。”[67]有的叫兒子上陣,如許宗彥(1768-1818,嘉慶四年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撰梁同書傳,其中提到,“公於書出天性,十二歲即能為擘窠大字。求文莊(梁詩正,1697-1763,雍正庚戌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書者不得暇,輒命公代書。”[68]有的則請友人或幕僚幫忙,道光三年(1823)進士、曾官江西同知,署南康知府的張維屏(1780-1859)自述說,“鐵夫(王芑孫,1755-1817,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官華亭教論)負重名,故書雖不甚工而求者甚眾。予名不及鐵夫,乃索書者亦日踵於門,甚至如索逋之急,予嘗倩區方山、陳丹厓、沈竹坪、袁壽山諸君代筆。自予觀之,諸君書皆工於予,而索書者必欲得予手書,凡善書者多樂此不疲,予不善書,但覺疲而不樂,可笑也。”[69]最後幾句應與前引江湜所作《索書》七律所謂“見役此心方作惡,既書得意又全忘”參照來讀,它們最能顯示士子喜書愛名、但又厭惡身心被應酬之書所役的糾葛心結。


回絕索書煩擾的另一個方法是宣佈收取潤筆,在別人開口前堵絕其無償求書的企圖。前文提到的南京人侯雲松,因為“求者麕集,戶限為穿”,於是作《金縷曲》詞二闋以牓其門:


對客頻撝手,願諸君收回絹素,那容分剖。書畫詞章三絕技,此語最難消受。況八十龍鍾衰朽,終日塗鴉塗不了,慣直從辰巳交申酉。問所得,幾曾有?尤多親友之親友,貼簽條某翁某老,不知誰某。積壓縱橫旋散失,尋覓幾番搔首。媿爽約又將誰咎?要不食言原有術,或先將潤筆從豐厚。問破鈔,可能否?


潤筆由來久,古之人一絲一縑,不嫌情厚。翰墨生涯論價值,不出板橋窠臼,於廉惠何傷之有!風雅錢仍風雅用,向荒園老屋添花柳。五簋約,讌良友,漫嗤自享千金帚。算老來祇餘拙筆,尚誇人口。便類碔砆同瓦礫,索報卻須瓊玖。書數目牓之門右,博得道塗聞者笑,謂是翁罔顧言之醜。掩兩耳,掉頭走。[70]


宣佈收取潤筆當然不絕對是為瞭解決索書的煩擾,因為以出售自己書法的也大有人在。比如鄭燮(1693-1765),他於乾隆元年(1736)中進士,不久任范縣、繼而濰縣縣令,雖薄得一官,仍鬻書畫以自給,他在晚年也自書書畫潤例:


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蓋公之所送,未必即弟之所好也。若送現銀,則中心喜悅,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恐賴帳,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71]


亦莊亦諧的說辭,确实讓人難以揣測究竟他是想掙錢,还是以期杜絕別人的索書畫之舉,抑或兩者兼而有之。至於嘉興人張廷濟(1768-1848)的例子,則分明是以書換錢了:自清嘉慶三年(1798)考中解元後,他幾次會試都未中,因此居家以圖書金石書畫自娛自樂,由於其精於金石考據之學,兼“工篆隸,求書者踵接”,因此“潤例甚苛,扇對每件須銀若干,如署款須稱大人者,必另加銀若干。”[72]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書家求償,是為了特別的目的,錢泳書中還提到同是乾隆壬申(1752)恩科進士、官至四川按察使的顧光旭(1731-1797),歸田後為東林書院山長,“求書必事潤筆,亦甚廉,即取以市大布製棉衣,以施寒者。凡邑中同仁堂施藥施粥施棺諸善事,先生必力為調度,以得宜而後已,鄉裡稱善人焉。”[73]顧光旭之舉,與前文提到以放生為目的而替人作書的嶺南陳恭尹,有異曲同工之妙。


從回應索書的行為可以窺見書家個性,在特定環境裡的心理以及對不同事情和物件的態度。有些士大夫文人應付索書之舉,儘管不符常規甚至怪誕,但卻被大眾認作不悖禮的文人雅事,在社會上廣為流傳,成為情感教育的一部分。比如光緒年間曾任兩江總督及兵部尚書的彭玉麟(1816-1890),其書法被評家視為“超倫拔萃,頗為一時士大夫所稱道。”[74]但“墨蹟不可多得,坊間更少拓本。[75]震鈞在《天咫偶聞》記載了他的一則應付索書的逸事:


公喜作書畫,而不輕為人作。所願者,始肯捉筆,不然雖百計不得也。常經某縣,縣令奉佳紙乞書,公一笑置之。及晚餐,廚役與親軍竊語於簾外。公見而問之,親軍對曰:“彼思得公書也。”公笑曰:“廚子亦解書耶?此大佳事,但倉卒那得佳紙。”顧令紙適在几上,即書而與之。明日見令曰:“君紙已為廚役書之,無以應命,勿罪也。”[76]


前文提到的潘祖蔭在當時是公認的書法名家,他喜歡古董,善鑒別金石,陳恒慶(1844-1920)《諫書稀庵筆記》記載了他在工部尚書任上,回應別人索書的故事:


尚書善鑒別金石,有濰縣裴三者,得一漢洗,花紋古篆皆佳,尚書以三百金購之,極喜。裴三求書楹聯,諾之,曰:“汝先歸店,我即令人送到。”乃鋪紙濡筆直書。書成一幅,命僕人往送。旋又寫成一幅,更命僕送去,蓋得一古器而興高也。[77]


注释:


[1]Laurence Sickman and Alexander Soper,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 ( Penguin : Harmonds worth , 1956 ) , p.319.


[2]Craig Clunas , Elegant Debts :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 1470-1559 (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c 2004, p.13.


[3]Tani Barlow, Introduction , in Tani Barlow and Gary Bjorge eds., I Myself am a Woman: Selected Writings of Ding Ling,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近年來有關清代應酬書法的討論,參見白謙慎,《從傅山和戴廷(木式)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載《故宮學術季刊》,第十六卷,第4期,95-133頁,第十七卷,第1期,137-156頁;Liu Yang, “TheMandarin’s Brush: A Social History of Calligraphic Ar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The Poetic Mandarin: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ames Hayes Collection (Sydney: 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 2005), pp.14-35.


[4]郭繼生、石慢合編:《合璧聯珠——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3),圖72。


[5]莫家良主編:《合璧聯珠二——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7),圖5。


[6]挽聯見梁章鉅輯:《楹聯叢話》(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卷10,頁131-144。


[7]中國古代書畫圖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卷17,頁112,川1-436。四川省博物館藏。


[8]方濬師:《蕉軒隨錄》(《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1141),卷10,頁35上,“倭文端公”條。


[9]《合璧聯珠二——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同註5,圖52。


[10]《合璧聯珠——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同註4,圖30。


[11]《合璧聯珠二——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同註5,圖10。


[12]《合璧聯珠——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同註4,圖102。


[13]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長沙:岳麓書社,1986),頁485。


[14]《合璧聯珠二——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同註5,圖61。


[15]琴西先生或是溫州里安人孫衣言(1814-1894),道光三十年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安慶知府、湖北布政使、江寧布政使,返鄉建藏書樓玉海樓。若是,則己未為1859年。


[16]《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同註7,卷10,頁226,津7-1661。


[17]陳其元:《庸閒齋筆記》(上海:掃葉山房,1917),卷3,頁12下,“錢曉庭畫”條。


[18]洪亮吉:《洪北江詩文集》(臺北:世界書局,1964),頁917。 


[19]《合璧聯珠二——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同註5,圖13。


[20]《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同註7,卷13,頁326,粵1-0991。廣東省博物館藏。


[21]《合璧聯珠二——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同註5,圖41。


[22]《合璧聯珠——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同註4,圖50。


[23]《合璧聯珠——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同註4,圖119。“笙漁”應是李嘉福,字笙漁,浙江石門人,借寓蘇州,精鑒賞,富收藏,嘗問字於何紹基。


[24]錢泳:《履園叢話》(《續修四庫全書》,冊1139),卷6,頁4上,“山舟侍講”條。


[25]徐珂編撰:《清稗類鈔‧藝術》(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頁32,“梁山舟書名播中外”條。 


[26]董含:《三岡識略》(沈阳:遼寧教育出版社,2000),卷2再補遺,頁43-44,“神索書”條。


[27]王士禛:《古夫於亭雜錄》(《景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冊870),卷4,頁2下。


[28]震鈞:《天咫偶聞》(《續修四庫全書》,冊730),卷3,頁23下。


[29]《清稗類鈔》,同註25,頁12,“吳清卿善書畫”條。 


[30]繼昌:《行素齋雜記》(上海:上海書店,1984),卷下,頁16上。 


[31]葛虛存著、張國寧點校:《清代名人軼事》(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卷13,頁331,“劉文清書易食物”條。


[32]同上註,卷14,頁374,“翁同龢被騙”條。


[33]《庸閒齋筆記》,同註17,卷3,頁11上,“賺梁山舟學士書”條。又見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上海:世界書局,1925),卷上,頁48-49,“梁山舟遺事”條。


[34]《清代名人軼事》,同註31,卷13,頁326,“紀河間詩”條。從紀昀存世的作品看,其書法造詣並不差,不知坊間為何有“不善書”之看法。


[35]梁章鉅:《浪跡叢談》(《續修四庫全書》,冊1179),卷1,頁15下,“雲台師唱和詩”條。


[36]李放輯:《皇清書史》(台北:明文書局,1985),卷4,頁10上,引《江西通志》。


[37]《清稗類鈔‧藝術》,同註25,頁8,“何子貞善書畫”條。


[38]《行素齋雜記》,同註31,卷下,頁3上。 


[39]鈕琇:《觚剩》(《續修四庫全書》,冊1177),卷7,頁22上,“八分書”條。


[40]《皇清書史》,同註36,卷8,頁5下,引《陶人心語》。


[41]林亞傑主編:《廣東歷代書法圖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頁416。


[42]《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同註7,卷23,頁255,京1-6195。故宮博物院藏。


[43]《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同註7,卷6,頁251,蘇10-131。揚州市博物館藏。


[44]《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同註7,卷11,頁202,浙4-192。西泠印社藏。


[45]彭宗孟:《江上雜疏》(《叢書集成初編》[長沙:商務印書館,1937],冊3153)。


[46]《皇清書史》,同註36,卷5,頁8下,引《國朝書品》。


[47]《清稗類鈔‧藝術》,同註25,頁22,“孔谷園書似張文敏”條。


[48]《皇清書史》,同註36,卷23,頁19上。


[49]《清稗類鈔‧藝術》,同註25,頁10,“侯青甫善書畫”條。


[50]馮桂芬:《顯志堂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67),頁32。 


[51]《皇清書史》,同註36,卷17,頁17上,引《玉塵集》。


[25]《皇清書史》,同註36,卷2,頁6下,引《陶園文集》。


[53]丁福保編:《清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63),又見況周頤《續眉廬叢話》。


[54]林則徐:《雲左山房詩鈔》(《續修四庫全書》,冊1512),卷7,頁15上。


[55]王堉:《醉花窗醫案》(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中風臂痛”條。


[56]《清稗類鈔‧藝術》,同註25,頁2,“傅青主善書畫”條。


[57]同註31。


[58]《皇清書史》,同註36,卷23,頁29上。


[59]《皇清書史》,同註36,卷2,頁5上,引《伏敔堂詩錄》。


[60]同註32,卷14,頁373,“翁同龢被騙”條。


[61]劉體仁:《異辭錄》(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2,頁115。


[62]《皇清書史》,同註36,卷17,頁12下。


[63]同註33。


[64]《皇清書史》,同註36,卷21,頁3下,引《國朝書畫家筆錄》。


[65]馬宗霍:《書林紀事》,載《書林藻鑒‧書林紀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324。


[66]同上註,頁323。


[67]《皇清書史》,同註36,卷23,頁4下,引《書畫所見錄》。


[68]《皇清書史》,同註36,卷17,頁12上,引《鑑止水齋集》。


[69]《皇清書史》,同註36,卷15,頁23下,引《聽松廬詩話》。


[70]同註49。


[71]《清稗類鈔‧藝術》,同註25,頁6,“鄭板橋書畫要現銀”條。


[72]《清稗類鈔‧藝術》,同註25,頁36,“張叔未工篆隷”條。


[73]《履園叢話》,同註24,卷6,頁4,“響泉觀察”條。


[74]《天咫偶聞》,同註28,卷7。


[75]汪詩儂:《所聞錄》,成都:昌福公司,出版年不詳。   


[76]《天咫偶聞》,同註28,卷7,頁22下-23上。


[77]陳恒慶:《諫書稀庵筆記》(《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冊406),頁29,“潘尚書”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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