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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大家张伯驹的传奇一生

易水堂 2018-12-31 21:10:10

金风玉露一相逢
  《浮生六记》中的芸娘心心念念要为沈三白物色“美而韵”的女子,这“美而韵”可能就是有姣好的容貌和不凡的气质吧。

或许“红袖添香夜读书”是每个才子心底所梦寐的,所以当“才子”出现的时候,必然也就需要“佳人”来陪衬。怪不得古人总要感叹:“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了。”
 
   显然已经历了三次婚姻的张伯驹,并没有消退他追求真爱的痴念。而此时潘素刚好走近了他的生命。
身世浮沉雨打萍
 
  潘素原名白琴,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但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移居上海后游手好闲,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亦出自名门,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后,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她卖入欢笑场所。

  关于张伯驹与潘素,张伯驹的好友、曾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周佛海机要秘书的孙曜东这样回忆:
    “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剌有一朵花……”

最终她的“内秀”也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如今更觉相逢晚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后双双坠入爱河。
  
  张伯驹首先是个词人,而这也是他最为看重的身份。张伯驹30岁开始写词,写作时间长达55年,学者姚平认为他是当代最重要的词人之一,除沈祖棻等人外,罕有其匹。其词作情深意厚,天趣盎然,被誉为词人之词。周汝昌先生在《张伯驹先生词集序》中这么赞道:“伯驹先生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之外,更得一‘整’字,何谓整,本是人工填作也,而竟似天成;非无一二草率也,然终无败笔。此盖天赋与功力,至厚至深,故非扭捏堆垛,败阙百出者所能望其万一。如以古人为比,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这种比拟,是论人之气质,词之风调,而不涉乎其人的身份经历之异同……古往今来,倚声填句者岂止万千,而词人之词屈指可数。以是义而衡量先生之词,然后可以不必寻章而摘句矣。”

  张伯驹的词中写情的不少,但不同于表哥袁寒云的艳情之词是写给无数的欢场女子,张伯驹几乎只写给一位女性,那就是后来成为他终身伴侣的潘素。
伊人在侧,夫复何求?
知君用心如日月
 
张伯驹在婚后偕潘素登峨嵋山时写下:
“相携翠袖,万里看山来。
云鬓整,风鬟艳,两眉开,净如揩。”

而每逢佳节良辰,张伯驹总有词作赠与潘素。尤其是每年元宵潘素的生日,张伯驹往往显得特别动情,他写下《水调歌头·元宵日邓尉看梅花》词云:“
明月一年好,始见此宵圆。人间不照离别,只是照欢颜。侍婢梅花万树,杯酒五湖千顷,天地敞华宴。主客我与汝,歌啸坐花间。
当时事,浮云去,尚依然。年少一双壁玉,人望若神仙。经惯桑田沧海,踏遍千山万水,壮采入毫端。白眼看人世,梁孟日随肩。”

  
张伯驹晚年写下追忆他与潘素情定三生的《瑞鹧鸪》:“
姑苏开遍碧桃时,邂逅河阳女画师,红豆江南留梦影,白苹风末唱秋词。
除非宿草难为友,那更名花愿作姬,只笑三郎年已老,华清池水恨流脂。” 

在两人结合40年后,年近八旬的张伯驹到西安女儿家小住,与老妻暂别,仍然写下深情款款的《鹊桥仙》送给潘素:“
不求蛛巧,长安鸠拙,何羡神仙同度。百年夫妇百年恩,纵沧海,石填难数。
白头共咏,黛眉重画,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相怜,从未解,秦朝楚暮。"

   潘素与张伯驹的结合不仅是志同道合的神仙眷侣,更是患难与共的夫妻。

  而且潘素不仅仅是被张大千先生称赞的那个绘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的才女,更是深明大义帮助张伯驹收藏的贤内助,下面的收藏逸事或可见一斑。
 陆机《平复帖》

  张伯驹最早是在一次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一件有月白色绢签,泥金笔书“陆机平服帖”展品,引起了他的注意。断定是西晋陆机《平复帖》。他站在帖前,看着九行草书,古朴之貌,实为传世书法所未有,前有白绢签,墨笔书:“口原内史吴郡陆机士衡书”。前面那个己剥落的字,他想应该是个“晋”字了,笔法风格与《万岁通天帖》中每家贴前小字标题相似。由此可知,此签是唐人所题,显然是唐时的原装。再看,又有月白色绢签,泥金笔书“口陆机平复帖”,是宋徽宗的瘦金书,题签上的“晋”字也剥落了,下押双龙小玺,其他三个角上各有“政和”、“宣和”小玺。拖尾骑缝处有“政和”连珠玺,这一切都表明此品为宣和内府所藏。

  当时归溥儒(溥心畲)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

  据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张大千也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元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来偶然得知溥儒丧母,急需钱财为母发丧,经傅沅叔斡旋,以4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白姓字画商人听说此事后,也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张伯驹后来写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平复帖》之事并未就此停息,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绑架者的身份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绑架者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平复帖》,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了。

  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张伯驹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之后,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幼女张传彩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后来的几年里,张传彩只记得父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母亲潘素为了不让像《平复帖》那些国宝级的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
李白《上阳台帖》

   1911年清帝逊位,溥仪兄弟将《上阳台帖》携出宫外。嗣后,此帖辗转流入古董商人郭世五手中。1937年,张伯驹先生以六万银元将上阳台帖购得,这件稀世国宝终于有个妥善安全的归宿。李白《上阳台帖》张伯驹曾说过:“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 在《上阳台帖》卷首下端并不显眼的位置,钤着一方朴实无华的“张伯驹珍藏印”。

    1956年,将李白《上阳台帖》转呈毛主席,后归故宫博物院所有。
范仲淹《道服赞》

  《道服赞》是一幅手卷,系范仲淹为其同年许希道撰书,赞前有序,小楷精整。并有宋、元、明三代诸多名家题跋,延绵不辍。这是因为范文正公乃宋朝名臣,尤以《岳阳楼记》名传天下,道德文章让人景仰。至于他的书法,也有独到之处,前人称之为"笔精而瘦劲,自得古法"。

  《道服赞》从伪满宫庭流出,原为琉璃厂论文斋老板靳伯声所购得。一天他送给张伯驹看。一见《道服赞》的张伯驹,果不其然眼睛亮了起来。张伯驹的表情被靳伯声尽收眼底,心里有了谱。张大爷看上这幅字了,眼看着就要发财了。因此张伯驹问他价钱时,他狮子大开口,一张嘴就开价120两黄金,最终以110 两成交。事后,张先生自知被靳斩了一刀,但看到这样的国宝,也就认了。
展子虔《游春图》

  《游春图》是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的传世作品,在世界上可与梵高的《鸢尾花》、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相媲美,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清室被迁出紫禁城,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大量故宫珍宝被溥仪带到天津,后再被携至“伪满洲国”首都长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溥仪仓皇出逃,长春的“伪满”皇宫被洗劫一空,也有不少书画珍宝流落于东北民间。至1946年初,故宫散失书画开始在东北出现,引起了当时国内各大收藏家们的极度关注。不久,这些书画珍宝又陆续现身北平。其中就有《游春图》这一稀世珍宝。

    张伯驹看见真迹后不食甘味,后几经辗转。到此时,《游春图》已被北平琉璃厂一家古玩店老板穆蟠忱从长春一家古玩店花很少的银子买下来了。对于故宫珍宝面临散落损毁的危局,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和华北文法学院文哲系教授的张伯驹是一边痛心,一边关注。

     一天,张伯驹吃过早点,正和夫人潘素在家里论字说画,忽有人叩门。来人是位中年男子,他向张伯驹夫妇悄悄地报了个信,马霁川他们得到了《游春图》,并准备通过沪商卖给外国人。张伯驹听了来人的话后,怒不可遏,大声骂道:“马霁川难道你真要成为民族的败类吗!”他心急火燎、不敢耽搁片刻,急忙来到玉池山房,与正要外出的马霁川相碰。张伯驹便开门见山问道:“马掌柜,听说展子虔的《游春图》尚在你手里?你打算怎么办?”马霁川倒也老实承认正在寻找买主。“你开个价吧!”张伯驹极力淡然地说道。马霁川多年从事文物买卖,尤其精于书画,更兼字画装裱名家,深知《游春图》的价值所存,更知道张伯驹是最好不过的买主,两人可谓知己知彼。马霁川说:“只要你拿得出800两黄金,这无价之宝就归您了。”马接着又说:“我可敢敲你的竹杠,这《游春图》举世无双,是真正的国宝。这画要是卖给别人,比如换个洋人,少说也得1000两黄金。”张伯驹严厉地说:“马掌柜,你怎么忘记了你是中国人呢!这展子虔的《游春图》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谁要是为了多赚几条金子,把它转手卖给洋人,谁就是民族的败类,千古罪人!”

    据张伯驹所知,马霁川在收购这幅画时所付并不多,现在却叫价800两,明显是虚高之价,根本不可能成交。自己虽也曾家财万贯,但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纵然是倾家荡产,也抵不上此数。为了使《游春图》不落到洋人之手,张伯驹又急忙找到著名古文字学家于思泊,一起来到故宫博物院,报告马衡院长,建议院方收购此画,归国家所有,并致函北平古玩商会,不准此画出境。如院方经费不足,他愿意出面周转。马衡以院方经费不足无力收购作为回应。

    张伯驹更加为之着急,无奈之下决定个人出面赌一把。他经过认真思考,决定先给卖方施加压力,使其不敢轻易把《游春图》卖给外国人,只要留在国内,便可从长计议。于是,他单枪匹马上阵了。张伯驹走遍琉璃厂古玩铺子,到处传话:“《游春图》属于国宝,此画卷万万不能出境。”很快国宝《游春图》在个人手中待售的消息传遍了北平文化界。

  马霁川万没想到《游春图》一事竟闹得满城风雨,再僵持下去恐怕于己不利,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同意由墨宝斋的掌柜马保山作为中间人出面周旋,洽谈《游春图》由张伯驹收购一事。当张伯驹最初接到马保山的电话时,曾激动地大声嚷道:“我感谢您,我代表我们的子孙后代谢谢您!”电话一挂,仔细一想,张伯驹又犯愁了。当时,200两黄金绝非一个小数目,对张伯驹来说已力不从心。十几年里,他手里的钱几乎都买了古书古画,万贯家财已经用尽,因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表面上家大业大,其实,内里早已困窘了。

  因此前不久,文物收藏鉴赏家靳伯声为所藏有北宋著名画家、诗人文同作跋的范仲淹《道服赞》寻找买主。张伯驹一见此帖是范仲淹为友人所制道服撰写的赞文,也是范仲淹唯一传世手迹。此帖为楷书,行笔瘦劲,风骨峭拔如其人,诚得王羲之所书《乐毅论》笔法。卷中宋印鲜艳夺目,北宋文同之跋亦极罕见,张伯驹见此真迹食不甘味。为此张伯驹变卖部分家产又加以举债,以110两黄金才将《道服赞卷》收归己有。因此,手头也日益拮据起来。这一夜,张伯驹久久不能入睡,一是兴奋,二是考虑上哪里弄那么多金条!

   为能尽快得到《游春图》,免得夜长梦多、节外生枝,思来想去,最后张伯驹决定只好忍痛将自己位于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房院出售,这可是一处豪宅,原为大清太监李莲英私邸,这也是张伯驹最有价值的家产了。里面有四五个小院子,花草、果树、芍药、牡丹都有,好几个会客厅、长廊,一向追求雅致生活的张伯驹十分喜爱这所宅院,但为了购买《游春图》,张伯驹已顾不上考虑其他了。经过与相邻的北平辅仁大学几经讨价还价,张伯驹忍痛将豪宅易主,最终以2.1万美元出售了。

   张伯驹又将美元换成20条黄金,因不是港条、成色差,还是凑不够事先商定的黄金两数。怎么办?潘素看到张伯驹真是没办法了,又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到了约好的成交之日,张伯驹、李卓卿同到马保山家办理手续。李卓卿又请来自己的一位会鉴别黄金成色的黄姓亲戚,对金条进行成色鉴别,以试金石验之,因其成色太差,只有足金130多两。最后,张伯驹答应尽快想法补齐,并由马保山担保,李卓卿才亲手将展卷交给了张伯驹,至此,《游春图》才最终为张伯驹所购得。后经几次补交,到补足170两黄金时。

   历史的时针已指向1949年初,此时北平已和平解放了,穆蟠忱、马霁川已无暇顾及旧账了,张伯驹这才不再补交黄金了。直到1970年的一天,张伯驹在北京见到马保山时还问当年购画所欠的黄金怎么办?马说:“形势变了,对方完了,我也完了,你也完了,这事全完了。”说完,二人相觑大笑。为答谢马保山,潘素又绘山水画一幅相赠,夫妇还与马合影留念。1980年,张伯驹又书嵌名字对联一副送马保山,再示谢意。其联语是:“宝剑只宜酬烈士,山珍合应供饕夫”。把马保山的名字借谐音嵌入其中,颇具张伯驹的天真和书生气。
1982年2月25日,恰逢张伯驹85岁寿辰,张大千孙子张晓鹰前来探望,潘素抱起张伯驹,拍下了最后一张合影,第二天,张伯驹病逝。
1981年,张伯驹、潘素与女儿一家合影

 1967年,张伯驹70岁,曾经拥有无数稀世宝物的张伯驹,在政治上受到迫害,仅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度日。后来王世襄说:“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而他收藏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在他看来,这些文物离他而去,是“得其所哉。”


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利如尘埃。
斯人虽逝,风范尤存

张伯驹

注定成为一个时代的丰碑。

易水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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